陈  杰
　　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小时候每次哭闹，爷爷吓唬我的一句话就是：“麻胡子来了！”一来二去的，我渐渐发现，别人家吓小孩子的那句话往往是“鬼来了”、“大灰狼来了”，还有“警察来了”，反正跟我家的不一样。为此我问了爷爷、爸爸若干次，麻胡子是什么东西，他们总答不上来。这个儿时的谜一直跟着我，直到去年看到一本讲扬州的书。
　　这本书中提到，隋炀帝为了游幸江都，遣大臣麻叔谋主管开凿运河。此人横征暴敛，凶狠暴虐，且嗜食人肉，特别是小童。从此扬州一带人民视之为魔头，每当小孩哭闹，大人就会说“麻胡子来了”，以令其收声。
　　谜底偶然揭开，有种说不出的激动，我当即打电话回家，告诉老爸麻胡子是一个人，不是什么“东西”。可惜，爷爷已经不在了，否则一定要告诉他。正是因为他——年青时从扬州带着一口乡音出来——让我这个孙辈，能沿着一句话，回溯到一个远在千年以外的源头。
　　说来惭愧，老家扬州离现在的家虽不远，但我只去过一次，呆了3天。所幸的是，家里保留着不少淮扬做派，耳濡目染这么多年，在语言、饮食诸多方面，扬州仿佛就是一个母体，跟我保持着一种割不断的联系。因此，当我人真的到了那儿，面对那些从未踏足的街道，感觉竟是一点也不陌生。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短短一句，激起后世多少人对这个城市绵绵不绝的向往。扬州的存在，对于骨子里浪漫的中国文人，更多是一种对意气风发的怀念，即使没去过，仅仅从前人的诗句里，便不乏对她的动人想象。哪怕到了现在，她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通都大邑，但“扬州”二字，却依旧包含着不尽风流，永不失其“繁华似锦地”的精神感染力。这一切，我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运河。
　　中国的城市，多因水而兴，扬州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在大运河未开凿以前，扬州在历史上的出镜率是很有限的。大家盖棺论定的暴君隋炀帝，想想还是有功绩的，唐代诗人皮日休就有诗云“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至少在我看，那些贤明圣主，很少有象他这样，兴修了一个工程——不管他的动机如何——能够遗惠至今的。被东西走向的大河横切的中国，于是有了南北的沟通，由此也造就了扬州第一个大红大紫的兴盛时期——唐代。
　　今天，扬州的东北方有个茱萸湾公园，西边紧挨着京杭运河。说是公园，到了那儿才发现，冷冷清清，无甚游人。通向公园深处的寂静路上，两旁满眼是枝蔓丛生的灌木、树林，河边风很大，快半人高的蒿草被吹得颤颤巍巍，透着荒凉。几乎难以想象，在隋唐时期，运河由北向南进入扬州的第一个码头便是这里——茱萸湾。看着寂静的河面，一个人，有点儿“独立小桥风满袖”的意味。于是在那儿，我又一次听了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音乐声起，脑海里又一次浮现出两个城市：长安和扬州。不同以往的是，站在茱萸湾，我终于身临其境——
　　这里是大唐最重要的港口，往南直通长江、出海口，往北可入黄淮、关中，放眼全国，再无这样的内河航运和海上航运连接点。一年四季，千帆竞会，万商云集，随之而来的少不了有各色店家、梨园子弟、墨客骚人……而街市坊间，绣户珠帘，每华灯初上，觥酬交错吟咏唱和，其一时之盛，不让京师，天下人号为“扬一益二”（天府之国四川都没这里富足）。就连寻道访仙的李白，听说好友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带着几许神往，留诗“烟花三月下扬州”。
　　我不得不叹息自己想象力的平乏。对于扬州当年的盛境，我始终不能刻画周全，就象去完成一幅画，隐隐约约觉得有个大致，但一落笔，出来的总是一鳞半爪的局部。可能时间的跨度太大，我的想象要向源头洄游，其所能凭籍的，也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比如某些方言。
　　“麻胡子”就不说了，还有其它的例子。比如从小就学会的一句，叫“波斯献宝”，地道的扬州话。唐朝的扬州是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城市，不少外国人从海道来此，其中波斯商人、僧侣，辗转来扬州一带居住的不下数百人，大多做珠宝生意。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波斯献宝”一语，喻指洋洋得意地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来炫耀。另外一句扬州话“吾儿碌山”，意思是指一个人不正经、不检点、吊儿郎当。这个词的来源更戏剧化：据传安碌山作乱之前，颇骗得唐玄宗赏识，常出入宫禁，后来便与杨玉环有了一腿，某日二人在浴池嬉戏，恰逢皇帝进来，情急之下，杨贵妃大呼：“吾儿碌山！帮我递上××东西”，安碌山借机匍匐而前，非但把场面掩饰了，就此还捞了个干儿子当。儿时学会的这些话，长大了慢慢竟发现能剥出一些关于历史的内核，这真是很有意思。我常忍不住去想，在唐代的大都会扬州，一些社会现象与宫廷绯闻，真真假假的，它们怎么就慢慢地从街谈巷议变成了固定的词汇；而且当它们所产生的那个时代一点一点湮没于风尘，它们却代代相传，充满了生命力。
　　唐朝对这个地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语言是其中的一部分，比较容易寻找线索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看每个城市，都有其自己的特性，扬州的气质与性格，不夸张地说，就是在唐代慢慢形成的。运河给了扬州得天独厚的条件，与那些绝大多数的政治性城市不同，扬州是在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接下来她的性格塑造，应该把鲜花献给大唐帝国的文人们，尤其是诗人。唐代的著名诗人，到过扬州的为数众多。李白、白居易、孟浩然、骆宾王、刘禹锡、王昌龄等，都根在扬州曾在这片土地上留有足迹。他们的到来，把他们张扬的激情随他们题咏的诗篇挥洒在扬州的空气里，总之到最后，很难弄清楚，是城市的浪漫感染了诗人还是诗人的浪漫感染了城市。
　　用现在的眼光看，诗人们游历各地，他们的很多作品就是各自个性化的游记。扬州的“游记”里面，我最最欣赏杜牧的，尤推如下两首——
　　《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赠别》
　　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
　　相对于大把大把酸溜溜的文人，杜牧的率直令我钦佩。或许只有在那个大开大盍的时代，那个大起大落的城市，才能写出如此诗歌，坦荡、直白，又不失韵味。对心仪的美丽女子说“你很漂亮”，想来很多现代人能做到，但是毫不讳言一段年少孟浪的时光，狎昵青楼，这等勇气，可不是谁都有的。反正换了我，肯定做不到。杜牧的表达虽然直接，但他的字句下面，那层淡淡的哀愁与男人的喟然一叹，是谁也学不来的——有些象现在都市人的落寞。不过他也确实有很多年，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大都市里。他的扬州诗，使这个城市多了几分憨直之气，这就开始跟同为水乡的江南有了差别。
　　一个强盛的唐代过去了，它让大家记住了“扬州”，但却不是扬州人。到了扬州的二度兴起，扬州人的形象才逐渐清晰起来。这其间时光流转，一晃已经是明清时代了。唐以后的一个时期，扬州确实消停了一阵，不过大运河的漕运，却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越来越重要。到明代，不许片板入海，南北水运完全以运河为主，这使得扬州慢慢地，再次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如果唐代的扬州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维系，那明清时期则给了我们一个物化的扬州，带着生活味的各种市井画面。
　　盐商是那时最有势力的一群。垄断使他们富可敌国，当然，这前提自是离不开官商一体，联袂演出。如今扬州的标签，瘦西湖里水色空朦的白塔、五亭桥，便是这个阶层当时的“马屁”杰作，为了让南下的皇帝尽兴，真是不惜工本，弄了几个大创意。除此之外，那些隐没在街巷中的大大小小的园林、宅院就不用说了。可惜现在留下的越来越少，弄不好以后只能看看照片配文字了。腰包里有了钱，当然要来点风花雪月，所以在那一阶段，盐商的养士之风盛行，引来不少文人流寓扬州，其情形，跟欧洲中世纪的贵族们资助文学艺术有些类似之处。“扬州八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的，他们身上的傲气，表明扬州还是存有一点不可多得的自由气息，回想一下清代那么多的文字狱，就知道这有多不容易。
　　很多时候，扬州被人云亦云地说成跟苏杭是一样的格调，其实不然。江南长期受了士大夫的影响，比较多儒雅之气。扬州市井味则比较重，因为在盐商及开行的商人之外，便是广大的城市平民，这两个阶层，让扬州显得更为世俗化。不过这种世俗并不惹人生厌，它反而是富有人情味的，让你更能贴近扬州人的生活。
　　城市平民的一大贡献是让扬州以三把刀出名，就是所谓厨刀、剃刀、修脚刀。这三种职业，在很多的中国人看来，都是不入流的活儿，非人上之人所为，即使到了现在，这样的意识恐怕改变也不大。但是扬州人的心态却平和得很，不仅做了，而且传下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口碑。三把刀目前的境遇，以剃刀最不乐观，俗话“剃头挑子一头热”，但这个剃头挑子，就是在扬州的城乡也不大见得到了，早就让位于门口安着转灯的美发厅了。修脚刀稍微好点，虽然传统的老浴室比从前少了，但泡澡的新浴池冒出挺多，算是修脚工的阵地，而且外埠的浴室，多喜欢打出聘请扬州师傅的旗号，以显示自己的实力，可见这把刀还是有市场的。最火的无疑是厨刀，盐商的考究和厨师的钻研造就了名满天下的淮扬菜系，道道美馔，若是要尝遍的话，估计得花上几天。一定要推出代表性的一两个，我的选择就是大煮干丝和狮子头，都很平民化，寻常人家也经常做的。
　　大煮干丝讲究的是刀功，一块小小的豆腐干，据说大厨能横切32刀，干丝先过水，开水里烫数次，沥去卤水，再添到已经炖着的鸡汤中，用大火煮，这样干丝里慢慢入了鸡汤的鲜味，才算是至美。狮子头扬州话叫“斩肉”，关键就在这个“斩”上，切板呢最好要用银杏木的，先细切，三分肥七分瘦；然后再斩，剁成肉泥不行，斩不碎也不行，同时还需加上少许葱汁姜汁，做得更精致的，肉里面还会配上时令菜，象春天就是芽笋狮子头，秋天就是蟹黄狮子头；肉丸做好过油，然后红烧亦可，清蒸亦可，清蒸更嫩一些，想吃得痛快，最好直接就用调羹。这两样菜，为了保证这辈子能月月吃，年年吃，我甚而花了好几个暑假，跟在妈妈后面，边看边学，终于也算是会做了。
　　“扬州从前可是大地方”，不少扬州人有时会如是说，记得朱自清的散文里依稀也有这样的意思。不过回忆归回忆，他们并没有死抱着“大地方”的派头不放，而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毕竟这才是生活。扬州人跟这个城市一样，经历了高高低低，开始懂得乐天知命、道法自然了。能够会门手艺，安身立命，平静地干活吃饭，这就足够了，无所谓什么风头。举个例子，象藏在故宫的《大禹治水图》玉山，重一万多斤，观者无不惊叹，但他们中间恐怕很少人知道，这是扬州玉工历时几年的成果。除了说到的这些手艺人，扬州的城市平民其实还包括很多，靠运河为生的纤夫、脚夫，摆渡的船家，做笆斗的，酱园、茶房的伙计，唱曲的艺人……他们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但因为有了他们蚂蚁般的劳作，扬州始终保持着她的活力，而且显得这么亲切，让我听不厌爷爷的叙述，并决心要亲自去看一看。
　　值得一提的是，在平民人物中间，有个很可爱的另类，这就是扬州评话里面的皮五辣子——皮五爷。扬州地区之外可能很少流传他的故事，不过对于扬州人来说，这可是个少不了的活宝。皮五辣子何许人也？一个流氓无产者。他败了家业，穷困潦倒，于是成了个混混，自诩自己是开鹅（讹，讹诈）行的，整天连蒙带骗，讹诈个200文钱，赌两把，耍两回，人人见了他头大；不过，他并非完全是欺压善良的恶棍，有时倒也江湖义气，帮穷得没钱过年的夫妇骗几两银子，替受气寻死的小媳妇撑腰送她回家，如此等等。当市井恶习、善良本性混杂在这么个油嘴滑舌的人身上，似乎没来由地便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吸引力，我至今记得夏天晚上乘凉，巴巴地等着听一段皮五辣子。倘是还觉得这个人物抽象，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一套《鹿鼎记》，看看韦小宝是个什么德性——其性格特征与皮五爷可以说别无二致，除了遭遇更幸运一点，官场得意、老婆若干等等。不知金庸是否也曾听过扬州评话，但他对于扬州小厮韦小宝的刻画，实在没得说，“呱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