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 辉
歙县自唐代就盛产墨、砚，列代被定为贡品。至今仍享有盛名。
一
“一丸佳制有余馨、徽墨从来举世尊。”徽墨产在徽州，以歙派见长，歙县是徽墨的发祥地、历代“负有千斤贡物”之任，素有“墨都”之称。自南唐徽墨鼻祖李延珪创始以来，已有1000多年历史，其发展潮起潮落，力经风风雨雨。
墨写春秋几度红
古歙松好水美，文风鼎盛，徽商遍及全国，为徽墨产销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明代是徽墨鼎兴的黄金时代，徽州制墨名坊多达一百多家。清代徽墨生产时起时伏，乾隆年间产墨最高。嘉庆、道光两朝重武轻文，产量一度衰落，至咸丰开始复兴。同治年间，胡开文墨庄崛起，“徽州胡开文”墨肆遍及全国，“徽墨甲天下”影响之大，横绝墨史。1915年，胡开文的“地球墨”荣获“巴拿马博览会”金质奖。民国初期，固墨水盛行、加之质劣价廉的洋品流入，导致徽墨产销跌入低谷。
建国后，当地政府为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工业，于1956年7月将当时仅有的老胡开文、胡开文正记、胡开文顺记、胡开文仁山氏四家墨庄合并发展成为现在的老胡开文墨厂。先后投资数十万元扩建厂房，墨业再度空前发展。目前产品种类达到10大系列1000多个。该厂作为全国制墨行业规模最大，专业技术力量雄厚的龙头企业不仅产量位居第一，而且创出了一流品牌。该厂生产的李延珪牌超漆烟墨1983年荣获国家银质奖。1994年该厂生产的徽墨和墨汁在第五届亚太博览会上并蒂花开、双获金奖。
纵观建国后的徽墨发展史，产值效益最好的时期是80年代，产量最高峰是60年代，这自然与“人人握笔杵、处处大字报”的文化大革命有关。1966年整个徽墨产量达110.2吨，是1949年的16倍，是1997年的3倍。
逆水行舟求发展
改革开放繁荣了墨业，市场大潮地冲击着墨业。近年来徽墨这一依靠手工操作的传统民族工艺行业陷入了困境。
当今徽墨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歙县，包括屯溪、绩溪几家零星企业，大大小小总共才10来家，由于行业面临种种困境，有的减产，有的转产。但作为龙头企业的歙县老胡开文墨厂逆水行舟，掌稳船舵破浪向前，他们面对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变化，积极调整企业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战略，扩张国内市场，开发西欧市场。以市场为导向，既主攻名牌产品，也创新民用产品。该厂面向数十万书画家开发的纯桐油烟贡墨和金不易油烟墨，以科技含量提高了附加值售价尽管比以往的书画墨提高了5倍，仍倍受用户青睐。1998年以来，该厂开发新产品32个，不断进行艺术创新，使传统徽墨溶传统文化于一体，既实用又美观，成为民间艺术收藏和旅游文化纪念的珍品。该厂生产陈列的历史古陈墨和民俗艺术纪念墨每年都吸引着日本等国的大批游客和收藏家。
同时该厂在拓展产品销路上既“织网”又“开窗”，稳定日本主市场，扩张东南亚，开拓西欧新市场。在国内产品以覆盖到了除西藏、台湾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编织了一张庞大的销售网。去年以来为满足外地顾客的需求，还开设了邮购窗口，以有100多位国内外客户通过邮购买到了自己称心如意的产品。如今的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不仅解决了数百名职工的吃饭问题，还保持了滚动发展的强劲势头，令人刮目相看。
重兴徽墨不是梦
徽墨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作为徽文化的一宝在国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古城歙县有发展徽墨的天生资源和绝世条件，千年的制墨史培育了大批的艺术工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墨的用途将会更广、销量更大。徽墨权威专家歙县老胡开文墨厂厂长周美洪先生在论述新世纪徽墨发展前景时，阐明了自己的远见：徽墨今后的主市场应从国际转向国内；主产品应从名牌转向民用。因为目前日本有50万书画家，而我们人口基数达12亿的中国只有10万书画家，这是一个严重失调的比例。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写字作画陶冶情操的热将越来越多，书画家，收藏家将成倍增长。同时青少年勤奋读书风气的发扬，高等教育的普及，对徽墨来说，将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
二
砚是“文房四宝”中的一宝，歙砚又居我国四大名砚之冠，因产于皖南歙县而得名。如今以有1000多年的历史。
歙砚何啻值千金
歙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享有“瓜肤平（二十七页）理、玉德金声”的美誉。刘公权、欧阳修、苏东坡等历史文人无不视歙砚为至宝，讴歌赋诗，推崇备至。古代文学家李山莆赞云：“追逐他山石，何啻值千金。”早在唐代开元年间，歙砚就流行全国。随后龙尾优质砚石被发现，歙砚的名声更大了。歙砚作为御赐品，始于唐末。到了南唐，歙州设置了“砚务”，专为皇室搜集佳砚，歙砚的身价从此扶摇直上。宋人将它比作“和氏壁”，“肯换秦人十五城。”
1925年9月，中日砚藏家合办古砚展览会，大部分名品都是我国自晋汉至明清的歙砚，蔚为壮观。日本人对我国的歙砚非常喜爱，徽州地委曾将歙砚珍品“荷叶砚”、“蝉形砚”各一方馈赠越南胡志明主席。1966年，又将歙砚珍品“山水砚”、“厚素砚”各一方，敬呈毛泽东主席。1980年万里副总理将一方歙砚珍品“玉带金星”作为访日赠品。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又将一方歙砚珍品“罗纹仿宋海马云边砚”赠送朝鲜金日成主席。1985年，歙砚厂制成的一方长1米、阔85厘米，重120公斤的“黄山风景图”巨砚，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被日本以6000美元的高价抢购。
无度开发步绝境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一旦走上规模化生产，再好的东西也会变得不值钱。对砚中精品歙砚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在“利”的诱惑下，又有多少人能保持这份清醒和理智呢？
至元十八年，当地县令为了满足达官显贵们的贪欲，曾“发数夫力”，对砚坑进行大肆虐夺性开采，导致“石尽山颓”，砚坑倒塌，歙砚生产长期形成“无米之炊”局面。元末，为了维护歙砚的声誉，砚工们只好在废弃的砚坑边顺溪寻觅砚石残片，断断续续地小生产。维持到道光以后，龙尾石便无法开采，砚矿荒芜，无人问津。民国初年，歙砚生产濒临绝境，歙县剩下的最后一家砚店“韩宝室”于抗日期间倒闭，砚雕艺人纷纷改行。
建国后，党和政府对恢复歙砚的生产十分重视。1963年2月，歙县派出手工业砚石探察小组，历时3个月在荆棘丛生的龙尾山逐步找到了金星、眉子、水浪等砚石，同时成立了县工艺厂。同年10月，第一方金星歙砚重新问世、停产近200多年的歙砚又或新生。1964年5月，新华社报道了“歙砚正式恢复生产”的消息，从此，这朵民族艺术之花梅开二度。然而好景不长，十年“文革”期间，仿古歙砚被视为“四旧”，又被迫停止生产。1971年，歙砚生产再度恢复，当年出口创汇4万美元，以后逐年增长。
自80年代中期起，厂方专产、外贸包销的传统格局被打破，歙县工艺厂门庭风光，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的客商和游人驱车直达该厂，在领略了歙砚的制作工艺后直接与厂方订货或选购，最多的一次订货额高达20万美金。在盛兴期间，厂里开发品种上千个，批量生产主要产品有400多个。产值最高年份达260万元，其中创汇165万元。胡灶苟、汪启渭、胡震龙、方建成等一大批老艺人的名作有的进入了人民大会堂，有的入了博物馆，为民族工艺企业增了光。歙砚先后获得轻工优质产品奖和优秀出口产品金质奖及全国旅游产品奖。1985年，应日本邀请，歙砚在东京举行展销会，盛况空前，每天接待顾客2000多人。随后又参加轻工部在新加坡、意大利举办的产品展览会。
然而，潮起必有潮落。早在歙砚风光之时，日本的客商和旅游团队就在歙砚生产车间发表远见：“歙砚是民族手工传统工艺品，不宜象日用消费品那样大规模的企业化生产，大规模企业化生产不利于艺术特性发挥和精品的竞争产生。”果然，到了九十年代初，拥有180多名砚雕工匠的工艺厂开始滑坡。个别精明的人白天上班 ，晚上抱块砚石在家中雕刻，利用假日上街出售，一个星期的“课外活动”收入抵得上一个月的工资，而且仅凭手工操作，无需设备投资，没有风险。由此，从事业余雕刻的人越来越多，街头的砚品丰富了，厂里的生意萧条了。后来，企业出现困境，许多人干脆离开工厂单独搞。人才大量流失，导致原来红火一时的工艺厂，就象一艘落潮搁浅的航船，难以动弹。
民间砚雕放异彩
在生产歙砚的国有企业身处逆境的同时，市场上的民间砚雕却大放异彩。
当今走在寻古探秘的歙县古街上，随处可听到“叮叮当当”的艺术音符。那些从砚厂出来的砚工租店设柜，相继在城内各旅游点建成了150多家家庭砚坊和38家街头砚点。他们一边守店，一边雕刻，现雕现卖。穿过古老的城门拐弯漫步“文化一条街”，那一座座“歙砚世家”、“韩宝堂”、“砚斋”等老字号的店堂，比比皆是，红绸铺衬立体摆设的精品歙砚，乌黑发亮，精湛的雕塑工艺和维秒纬肖的景物造型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
歙砚在市场的冲击下由企业规模生产裂变为民间各自生产，其发展至少有三大变化：一是从产品形状上突破了传统的方块造型、向景物造型迈进；二是从艺术特色上突破了单调的固定模式，更注重石品本身的表现，依据砚石自然纹路因材施艺，巧作而成，使得纹理缜密的歙砚，返璞归真，气韵生动。三是在选料上追求品位。许多砚店都以拥有几方庞大的精品歙砚而显示自身的实力和水平。斗山街砚庄砚雕新秀王祖伟的砚雕独书数一帜，曾被中央电视台和东方电视台专题报道。坐落在许国石坊的“许国砚斋”是由原县工艺厂办公室主任下岗后创办的砚斋，其砚品大都出自曾荣获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的工艺美术师之手。更令人大开眼界的要算砚雕大师方见尘的艺术博物馆了。目前歙县歙砚年产总值达600万元，其中个体砚斋收入最多的达5万元。民间砚雕这一民族艺术之花在改革的大潮中大放异彩，而且将开得更红更艳。
企业重振创辉煌
可喜的是作为全国徽墨龙头企业和旅游产品定点企业的歙县老胡开文墨厂，去年大胆兼并了歙砚厂，使徽墨歙砚珠联璧合。如今老胡开文墨厂不仅招回了部分砍雕高手，开设了砚雕车间，而且还招聘了砚雕专家瞄准市场创新开发，主导市场竞争。这里作为历代歙砚国宝的窗口和开发基地，吸引着许多国内外游客，展示着民族工艺的新辉煌。
（作者单位：歙县县委宣传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