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建筑系主任，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获工学学士学位；
　　1985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获工学硕士学位；
　　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获工学博士学位；

种桃种李种春风—FAR2000访谈第三站

王建国：广州五仙门发电厂改造，上海世博会总体规划

　　做这个主题的访谈，广开言路往往会包括文化娱乐、艺术，工业化进程等等游离建筑本身的词，当然还有与此最密切相关的是政府决策和商业性的地产开发。

　　建筑师们津津乐道德国鲁尔区的改造和更新，其实这是一个包含了国家宏观政策、城市复兴、经济结构调整、环境整治、发展三产等等的一系列综合规划。当然老工业建筑的改造利用是功不可没的重要部分。对鲁尔的热烈关注，也许是建筑师不知不觉中也加入了自己的感情和喜恶。因为在这次的访谈中提到了，身处后工业时代，而不忘对先前的工业化进程“心存感激”。细想起来，无论我们承认与否，熟谙的日常生活里已包含了全方面的和深层次的对工业化文明的接受。

　　库哈斯把现代建筑风潮时期的工业建筑模式来和现今美国的大商业建筑模式相对照，让人一度觉得仿佛是机械天堂被替换成了商业文化。其实，如果大家没有忽略工业革命之前的商业发展，会发现正是商业的扩张带来了手工业的变革和工业革命。两种潮流之间的差别也像两者在时间范畴上没有绝对的分界点一样，是交混和互相影响的。
这让我想到后工业时代中的“后”也许只是一种改良和稍稍的偏离，而不是针锋相对。勉强我这样解释为什么产业类建筑的改造和利用往往会和文化娱乐、时尚艺术结合在一起，是商业发展的推动，也是缅怀工业时代以及对未来的想象。

　　城市和艺术家之间的碰撞，又是不可多得的真实写照。看陈丹青的《纽约琐记》因为租不起SOHO的Loft当画室——“生存”而不是“生活”——和另一些穷艺术家在一起租用了时代广场七、八大道之间上的一幢旧楼。市政府一面制定出整建的计划（拆除旧楼），一面在时代广场频频举行露天现代艺术展，以制造时代广场的文化艺术气氛。艺术家们义愤填膺，指控政府在时代广场先利用艺术后驱逐艺术家，奋起反抗。当然，城市发展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超级势力，轻易打败了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

　　总之对工业化进程的心存感激是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的——社会的发展，自有它演进的法则。一切接有可能，也许有一天城市内核里的工业遗产，改造后依然为产业用途，新型的工业没有污染，没有噪音，在它的周围是成熟的社区。

　　王建国老师是我的研究生导师。我们的访谈紧密地围绕命题（产业类历史建筑和地段改造）展开，王老师谦逊的补充——“只是因为题目是我出的”。在此无论如何也要感激一下导师这种宽厚风度；二则也应向导师的言传身教表达尊敬和感激之情。

　　王建国：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Bruin：东南大学建筑系硕士研究生

　　　　　　广州五仙门发电厂改造（广州市传统中轴线设计） 1999-2000

　　　　　　上海江南造船厂改造（上海世博会场址规划） 2004

　　Bruin：您对产业类建筑的研究是从何时开始的？引起您注意的是它和城市设计的交集抑或是差集？

　　王建国：首先，我是出于对“模糊地段”这个名词的好奇去介入的。巴塞罗纳UIA大会提出“ Terrain Vague”，这个名词从字面上讲，我们在城市当中很少碰到，但是它所涉及内容确实是在城市中发生着。即便是在工业化的进程相对于西方滞后的中国，也隐约感觉到有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废弃的工业建筑的更新和再利用，以及地段西方一些其它的城市问题：内城衰退、郊区化、城市空心化等。“模糊地段”主要指的就是这种“失落的空间”（lost space），而且不是一个正面的，经过很好的规划取得的空间。它包括城市的工业仓储类用地；城市当中地界不清的边缘地段或者说是在某种情况下的废弃的“几不管”的地带；这些土地曾经是一片开发的热土，但随着城市的发展地段遭受污染，逐渐失去价值。

　　第二个思考是关于城市设计中历史遗产保护对象的范围。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国际公约，从1964年《威尼斯宪章》（《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到1987年《华盛顿宪章》（《保护历史城镇及城区宪章》），可以看出，人们普遍比较关注的是那些正统的，象征权力和高尚艺术的历史建筑。

　　建筑师看建筑有两类：一类是公共性的，或地标类的建筑，另一类实际上是普通的生活和生产场所，大量性的重复性的建筑作为衬底，也作为前者的母体和原型。如果仅仅保留前者，也许还不能把城市发展的全貌勾勒出来。
人们也已经认识到城市里面空间的构成是非常多样化的。相对于非常正式的、官方的或者叫规训的空间；还有相当一部分模糊空间是比较率性的，不太好定义。在营造场所的设计中，单一的方式也越来越受到质疑。

　　慢慢地，保护范围扩展了，世界上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产业类建筑改造项目和城市设计案例，从早期由巧克力工厂改造而成的旧金山吉拉德利广场，到纽约东河边上的构台广场公园(Gantry Park)，坐落在巴黎郊外的麦涅(Menier)巧克力工厂改造等。

　　2000年我指导戎俊强同学完成了《关于产业类历史建筑和地段的保护性再利用》的硕士论文。作为科学研究，我们进行了理性的分类和系统的分析，并系统总结了国外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当然，在研究现象同时需要探索一些现实性的问题。当时我们还没做过保护性再利用的项目，而国内的典型案例——比如中山岐江公园和远洋艺术中心都是后来的事情。

　　2001年我去柏林参加世界UIA大会，会议的主题是资源建筑（Resource Architecture）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旧建筑再利用。”保护性再利用的范畴包括了民居、百货公司和产业类建筑。其中产业类建筑包括工业建筑、仓储建筑、铁路、码头，也包括像SOHO那种过去在城市里面的轻工业的，手工业的LOFT。我做的关于这一主题的Post也被会议录用——上面有贝伦斯和格罗皮乌斯早年设计的工业建筑，见证了现代建筑和工业建筑技术发展的关系；也有国内的改造案例：远洋艺术中心和岐江船厂改造等。

　　柏林UIA大会讨论的主题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关于产业类历史地段保护的领域。在大会上，IBA董事会的负责人Karl Ganser介绍了对北鲁尔区的埃姆歇地区（以一条叫埃姆歇的河流命名）开展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更新。

　　我在会议之前就专门到鲁尔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这个地段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从一个重工业污染严重的只适合生产不适合生活和居住的场所变成人们可以安居乐业面向未来的乐土。环境的戏剧性变迁给我的印象以深刻印象。当地负责接待的建筑学会也尽可能给我们的参观提供列了方便——其中参观包括关税联盟12号矿井（煤矿）和配套的炼焦厂，其中后者在2000年12月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奥伯豪森（Oberhausen）的一座欧洲最大的煤气罐——被改造成内部可以举行各种装置艺术的表演的空间场所；鲁尔最早的引领性项目——科学公园和最新的Mont Cenis，都很好的表达了生态的主题，同时也都保留了过去基地中历史痕迹，例如旧矿井。另外鲁尔其他一些著名的案例，例如Meiderich钢厂——著名景园建筑师拉兹（Latz）的作品，过去炼钢的地方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休闲旅游场所。

　　柏林UIA大会后组织了参观，内容中有一个建筑印象很深――德国建筑学会办公楼也是从过去工业建筑改造而成的。这种场景可以看出产业类历史建筑的改造不是一个局部或者说是一个单一的现象，而是世界性的、互动的一种趋势和潮流。Von Gerkan公开说——当今，居住、工作、休闲、购物、学习均是在不同建筑中进行。我们的生活功能被按功能的角度所划分。其中的居住和工作正逐渐互相融合——电脑和网络将办公的位置移到了住房中。教室和图书馆一步步被互联网代替的同时，商场与家具城也摆脱不了同样的命运。这一切对新千年的建筑意味着一个根本的变迁……。近期在西方工业改造后的旧厂房以其高达的空间和充裕的面积为正在形成的新型生活方式提供理想的场所（世界建筑，冯•格康专辑）。

　　最后一个影响的因素来自我从小生活环境的情结——我从小成长的社区是我父亲所在的铁路工厂。我本来也当过工人，也学过工。过去的的那种感情和经历更容易激发起对这类问题的关注。

　　Bruin：对于您来说产业类建筑的研究是为了探索新的建筑形式和设计方法还是新的建筑理论？

　　王建国：我的这些文章和实践还谈不上去探讨一种新的建筑理论。“提出新的概念，引发共识”的说法比较中肯。理论应该指的是有一系列概念、规律和很多结构组成一个整体。我觉得更多的是责任心的驱使，引发的是对环境对人类文明进程在人文上的关怀。

　　以前有一个科普杂志《科学大众》采访过我，小读者问：“你有没有崇拜过什么明星？”我回答说，从没有好像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我对一切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人都心存景仰之情。就好比我对工业文明的过程 “心存感激”——它为人类社会在20世纪的发展进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我研究产业类历史建筑的再生更多的是为了研究被人们所遗忘、忽视而又客观存在的现象；发掘它们的潜在价值和文化意义；寻求它与当今社会共生的方式。在国际上很多发达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共识已经基本上形成。像欧洲、德国、美国、日本的成功实施案例已经为数不少。

　　但在中国，对工业遗存一直认为是脏乱差的城市“后院”，通常比较多的还是大面积的拆除，如沈阳铁西区。这当然要去算经济帐，这块地如果不去做房地产开发争取更大的商业利益，怎样来平衡地段拆迁、就业安置和环境整治的诉求。

　　鲁尔区实施的IBA复兴计划，实际上是找到了这种平衡。政府投资，改善了生活环境，同样也得到了回报。一方面是要找到有眼光的业主；另一方面，要去找在文化上、艺术上代表了某种发展方向又有较好的大众基础的内容（填塞进去），做到“适应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这样才能支撑整个产业类历史地段产业类历史建筑的改造。

　　当然，由于这样的一种思想涉及到具体的城市设计以及对景观价值观的重新认识，所以在设计方法上，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和一般建筑有所区别。如果认为它是一种新的设计观念和方法或许是恰当的。

　　Bruin：您接触到的产业类历史建筑改造的项目主要是大型的城市设计，比如说上海的世博会规划，广州的传统中轴线城市设计等，能不能结合案例，跟我们谈谈产业类历史遗产在城市设计中的作用？

　　王建国：好的，我们就以今年7月份结束的上海世博会场馆规划（竞标）来说。2002年12月3日，中国上海赢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主办权。2003年，上海世博局为博览会选择场址、遴选规划方案等等开展了大量的工作。2004年5月，上海世博局重新组织了由10家著名设计公司（大学）参加的规划设计国际竞赛。我们有幸应邀参加了这次竞赛，并获得了第四名。在此过程中，我觉得除世博会本身的主题和功能要求外，最重要的是抓住这样几个关键词：历史地段保护和改造、一江两岸的互动、水滨回归城市。

　　上海——世界级的城市，世界级的城市和世博会加在一起，足以使这个地方变成一个非常杰出的场所。本次世博会基地位于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浦东的上钢三厂污染原本已经十分严重，需要保留的建筑仅有在厂区的外围的溶剂厂内的几幢历史建筑。浦西历史建筑则相对比较集中，主要是江南造船厂和求新造船厂两个船厂。尤其是江南造船厂，对中国（不仅是上海）的近代工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我当时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因为地段本身的历史价值，使其拥有了无形的区位价值和资产，我们可以对浦西现状江南造船厂现有的高品质历史建筑进行适应性再利用，结合浦西已经成熟的城市社区，创造出类似于美国巴尔的摩内港和悉尼达令港那样的城市滨水区。

　　第二个问题，上海进一步浦东开发之后，黄浦江应该从“边缘”（edge）变成“脊梁”（spine）。我认为浦西和浦东有很大的不同。浦西是一个经历了一个“三界四方”发展历史的成熟社区，这里面的邻里关系和空间使用方式都已经非常成型。浦西的世博会用地毗邻的是上海的老城，上海的一条南北向干道――西藏南路终点就在江南造船厂，历史上江南造船厂这个地域就是和上海市民日常的城市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浦东相对来说是一个新型社区。过去，黄浦江对于上海来讲，是边缘，浦东与浦西疏离分开。浦西密实而内聚，人气很旺，而浦东相对边缘化。但现在黄浦江将变为脊梁——两边共生共荣。

　　第三个是要把博览会和城市滨水地区的改造策略紧密结合起来。滨水地带，在世界范围上讲，它也是跟大量的货运仓储和相关工业有关系的——过去产业用地占据了大量的岸线，现在要搬迁到外围去，滨水就变成了城市的生活岸线，城市设计相应的提出“水滨回归城市”这么一个命题。而且上海目前并没有创造出世界闻名的滨水环境。外滩虽然滨水，但由于修筑防洪堤造成堤岸和水面落差，缺乏亲水的空间。另外，外滩受到交通条件的限制，并非是真正意义上可以开展大型活动的公共空间。 第四个就是博览会持续性影响问题，这里牵涉到场地规划和空间形态的基本问题。世博会为期只有200多天，今后这里该如何发展，是我们考虑的问题。我们（东南大学）的方案希望让世博会作为催化剂促进地方产业的升级改造或者是迁移，同时又能使产业历史地段的精华建筑物得到更好的保护。由于保护性开发的地段和浦西的生活社区相关联，我们希望开发成高档次的休闲和富于文化品位的活动场所。像这样的一种有船坞和内港的地段和空间，在世界范围上来讲比较多的会用于disco、酒吧、茶吧，小型观演场等——怀旧而又前卫。同样是近代建筑重新利用做娱乐性开发，相对于“新天地”的小资情调，这个地方要更加开阔和富有力量，它具有相对开敞的空间，又有滨水的优势，这和城市角落里面的情调是不一样的。人们对于城市文化娱乐的需求也趋向个性化和多样化。

　　在历史遗产保护方面，我们对江南造船厂现有的船坞，进行了一些分析，除了规定要保护的2号船坞之外，我们又保留了其他的一些船坞，围合成人工挖掘出来的内港。内港边保留的具有巨硕体量的船厂工业建筑在将来可以作为上海近代工业发展的博物馆或者是船运史博物馆。总的说我们这个方案关于历史遗产保护的内容，得到评委的高度评价。第一、符合世界性遗产保护的趋势；第二，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里面包含了过去的历史、今天和未来。

　　Bruin：目前，国内产业类历史建筑改造的难点主要是什么？

　　王建国：最近报纸上登了中国要有100个原先的资源型城市要向生活型城市转型。过去中国的大庆、抚顺、平顶山等就是因为要开采矿产，兴建成为煤炭城市，石油城市……。资源型城市较少有城市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沿袭。它们由于产业结构单一，面临的危机是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就业不足，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得不到改善。资源型城市要想做好后续的文章，就不能再是单一的产业结构，应该要考虑建设能够改善生活环境的后续产业，能源再利用等等。

　　很容易让我们再次想到鲁尔。鲁尔的建设始于19世纪中叶煤矿的发现，当时全欧招工，改变了场地原有的乡村性质。这种由于突发性的催化因素而迅速地在没有规划没有组织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城市从来没有城市规划、没有交通和景观规划。

　　在鲁尔集聚了大型或重工业企业，如煤矿、钢厂等，曾经集中了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然而，随着世界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和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廉价煤炭供应，鲁尔面临深重的经济结构危机。1996年，相对于德国10.3%失业率，鲁尔的失业率高达15-16%。这些厂区是这些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主要场所。这里工厂的倒闭和毁坏过程，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远比一种物质性的损失或城市层面上的创伤要更严重。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在这些旧的工业设施不再具有经济性用途不得不拆毁时，似乎可以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对鲁尔的工人来讲急需的是改善生活条件，解决就业，也许建设一个新家园最为理想。 当社会忽然改变看法，对这一段工业文明进程心存感激时，当地居民多少有点感到诧异和惊奇，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价值，这也是产业类建筑和历史地段保护和再生在取得人们共识方面的困难。

　　再有是经济回报和保护的矛盾。有传闻说。苏州河沿岸那些由旧仓库厂房改造成的艺术画廊也面临未来拆除的命运，通常，艺术家感兴趣的多为建筑本身的利用，但是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环境却无人问津善。如果开发商承诺可以在开发的同时，也顺带着把环境也整治好，一定对政府非常具有诱惑力。

　　Bruin：并不是所有的产业类历史地段都有保存的价值——关于保护和改造再生对象的范围该如何界定呢？

　　王建国：是的，如果有明确界定的范围，有相关的法规和制度，我相信这样就可以约束和引导一些业主的开发行为。最早我们研究了三个标准，目前我又发展了一个，等于说有四个标准。

　　首先是一些本身的风格、样式、材料、结构或有特殊构造作法，具有建筑史或“工业考古”的研究价值产业类建筑。第二类，建筑及其所在地段本身具有历史地标价值和意义, 曾经见证了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第三类，建筑和地段两者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甚至有些建筑可能还在继续使用过程中，但其特殊的造型、色彩和庞大体量对于城市景观和环境具有视觉等方面的标志性作用。最后，对于那有些当年建造品质较高的产业类建筑，其建筑空间、结构、使用寿命或其所处地段尚有继续使用和改造再利用的潜力和价值。

　　2002年，我们在广州市传统中轴线的城市设计的咨询中获胜。其中，我们建议对海珠广场旁五仙门发电厂（已停产）进行保护。因为我在老广州的书上读到：广东和广州第一条13.2千伏送电线路就是通过五仙门电厂送出的，而且是当年珠江边重要的景观。

　　但是，这块用地在先前已经卖掉了，业主在这加入了安排了极高的开发强度，容积率达到了13，基本上全是高层。我们做的设想也是一个妥协方案，把整个厂都保留下来也不现实，没有这个可能性。后来我们提出的方案是保护该工厂沿珠江的立面——使其和高层裙房结合起来，哪怕是保留一片墙，这是我们保护的底限。时隔三年该地也没有开发起来，结果倒是厂房被先利用起来了，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目前，五仙门发电厂（1920年建成）面向珠江的厂房首层――一条长长的过街骑楼，骑楼内的房屋已分隔成一间间商铺，统一开发为一批欧式风格的酒吧、咖啡厅、小型西餐厅、茶艺馆、工艺品商店。内部是一家重金属摇滚音乐的主题酒吧（咆哮酒吧）。

　　这种案例在中国其他城市也会存在，后来我在南通也发现了这种案例。建筑本身不是那么比例精美，但是很有意义，是一个纺织工厂改造成的餐厅。上海的小南国餐厅也有好几个是工厂改造的，南京狮子桥餐饮一条街也有一些建筑是南京微分电机厂改造的实例。

　　除了明确保护的范围之外，还应该对保护的级别加以区别。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不同的保护对象可以有不同的保护要求。有的要求原封不动的保护，有的在保护中予以适当的改造，使之能适当地再使用。 有些工厂像我们讲到的晨光机械厂和下关电厂（南京）。这样的厂对城市来讲，本身就是近代工业化过程的见证。有些厂房比方说是童寯先生设计的，或者说是其他著名设计师设计的，建筑艺术的价值就很高，它的外观设计是有意义的。对于一般的厂房，外观普通，如果能够利用结构，结合用地的一些特殊区位的价值，能够利用起来也很好。改造性利用在我接触到国外的案例中也有很多类型。如关税联盟12号矿井和炼焦厂。原有的整个工厂的架构和结构形式都没有改变，因为建筑本身的质量还很好，都是框架结构。甚至有些改造还是N•Foster完成的。相对来讲，这些建筑本身在质量品质上，在艺术文化上都有一定价值。所以留下来。还有一种适度的改造，Herzog & de Meuron做的伦敦泰特艺术中心，大的结构保留下来，原先的高40米的烟囱里则安装了电梯，登顶还有个观光的地方，另外美术馆的顶上插入了一个玻璃体，虽然还是有一些改造，但改造的成分相对比较少。在众多的投标方案中，它作为干预较小的方案而入选。

　　Bruin：您常常提到地图可以传达大量的信息——一直想让您谈谈如何理解地图和运用地图？

　　王建国：很多建筑师都有读图的习惯。读图，可能也是一种爱好，我从小喜欢地理。也收集不同城市不同时期的地图，后来主要为了研究城市——地图作为城市整体形态的载体，表达城市历史的断面，城市形态的格局和它的文化背景。

　　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有四种城市地图——

　　首先是城市的航片和看似平常的旅游交通图，这种图便于让人把握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基本的信息。可以借助地图上道路、水体的格局发现城市在形态上的特征，像南京的城市形态都是和秦淮河水系有关系的，玄武湖、内秦淮、夫子庙、中山路、中华门……构成了“山水城林”的气质，跟北京这样的严整的礼制架构的都城是不一样的。 其次是以“诺利地图”为原型的图底关系地图（有时一些城市也会出这样的地图），它可以辅助我们分析建筑和外部空间的关系。18世纪罗马城市“诺利地图”把街道、广场等外部空间留白，而把城市建筑涂黑，一些公众可达的教堂、神庙或者市场等建筑则表达出柱和墙体等细部。诺利地图的商业价值和学术价值在日后都得到了充分发展。2002年柏林UIA大会发给代表的柏林地图也采用诺利地图——在图底关系的示意图上再标明建筑的名称和相关信息。

　　日本著名的卫浴品牌TOTO公司资助出版了《东京建筑地图》和《京都建筑地图》。把城市的区域划定象限，把象限逐步放大到清晰可看出建筑物的基本形状，并且注明建筑师和建成年代，甚至标明乘什么公交可以到达。对应的是一张1:10000的地图，说明其相对位置。这无疑是建筑师和旅游者的工具书。

　　再有就是我们中国古代方志中的一些地图，比如山川形势图、城厢地图。这些大多不是按比例绘制的。城门、庙宇、衙署等场所被着重强调出来。而密集的民居则往往被忽略不计，河流和道路也是象征性的用两条细线来表示。这有些像城市认知的意向地图。

　　Bruin：通过地图可以把握和认知城市吗?

　　王建国：了解城市和记录城市需要对城市设计和研究的一些经验。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各地的城市都有些共性的地方，读图比行走于街头巷尾更有可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它。一个正常发展的城市，每个历史时期发展的脉络都会在城市地图上反映出来。 从发展脉络的角度去理解城市是比较本质性的。城市的内核，不管是东方和西方的都有。城是一个很重要的脉络，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台阶——可以通过城墙的位置看出来。城墙经过多年发展有可能已经拆除或者不完整存在了。但城墙边界通过认真解读地图应能依稀辨识出来。如果城墙发展成了一条路，必定是一条环路；如果不是道路，比方说维也纳，非常有创意的把城墙的遗址作了一个环形的绿带，形成了老城和新城之间的过渡空间。 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或者更早，比方说罗马的城市，成长是有规律可循的。在地图上表现出来的城有一个小小密实的核心（core）和轴向伸展的道路，这是城市历史遗迹最悠久的所在。城市在城墙内发展到密集的极限之后，会穿过城门辐射出道路，在新的（辐射形）道路之间的区域又逐渐被填满——形态学称之为是星形城镇。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自由经济发展，城市对外的贸易交换和市场的形成，首先是在城门周围形成的小小的经济交换的增长点，城市往往就沿着穿过城门的辐射道路向外扩张。依赖水运为主的城市（像很多中国的古城）沿着护城河带形的发展成一系列贸易区。河道在经济上发挥商品运输、信息交换的功能；在军事防御上又是屏障或者说是天然的边界，比方说运河边上的常州，就沿着运河发展成了橄榄形的城市。 假定是标准状况（有山水情况又有所不同），如果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历史的断痕，每一个阶段保留下来的建筑和道路格网，能够作为每一个“台阶”划分的依据。从手工时代、马车时代、汽车时代，建筑技术和规模是不同的，街区大小都是不一样的。当城市还建立在步行的基础上，街区的划分可以比较小，因为没有基础管线设施，城市的道路可能是曲折随机的。到了马车时代，交通工具对道路的宽度和拐弯半径有了要求。汽车时代的建筑庞大到占据整个街区。相对来说，通过观察城市形态的密度和形态的完整度能够看出城市的历史。 读图之外，切身的体验的时候也应该到有山或者观光塔这样的高处鸟瞰城市。另外一些重要的滨水视点非常重要，和地面上的观察应该结合起来。

　　我在瑞士的时候曾去首都伯尔尼造访，这座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四周环以河流。古城里面有三四条贯穿的道路，人在里面走，可以感觉到中世纪城市不规律的道路系统、标志性的钟楼、有轨电车——但并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了这条河之后，我爬上一座山，居高临下就很清楚了——地图的平面和鸟瞰的视野对应起来了。 到了下一个层面才会注重一些大型和标志性的建筑物。

　　城市和建筑把握的难度不一样的，我过去也写过一篇文章专门研究城市的难点。因为一座房子或者是一组建筑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界定的，体现在三个方面——范围容易界定；内容功能比较容易界定；调研的工作容易界定。建筑的内容和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同质的，文物或者非文物。城市的复杂性在于不同时代的印痕都犬牙交错在一起。建筑可以相对凝冻成为一个博物馆来保护和研究；但城市是动态发展的，是生活的舞台，始终面对新生和衰亡、发展与保护的巨大挑战，一般是不可能当作“博物馆”来留存保护的。正因如此，把握一个城市就更需要科学的方法和研究切入点。

历年来招收研究生27人，其中美、日各1名，2001年招收研究生7人。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城市设计、生态理念与城市和建筑设计、建筑形态、城市滨水地区规划设计。

　　主持和参加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5项，多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建筑设计奖。主持完成20余项城市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工程项目并多次获奖。

　　■ "城镇建筑环境的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 1998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齐康，王建国，吴明伟等）；
　　■ "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 2000年中国高校科技二等奖（吴良镛、齐康、……王建国等）；
　　■ 1999年，福建长乐冰心文学馆，省优秀工程一等奖（齐康，林卫宁，王建国）；
　　■ 《城市设计》，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获2001年江苏省优秀图书二等奖；
　　■ "基于生态准则的绿色城市设计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9778004），1998~2001；
　　■ 江苏国家税务局大厦， 2000年江苏省优秀工程二等奖（齐康，王建国，齐方）；
　　■ "社会转型过程中绿色城市设计方法及其适用技术的研究"。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科研项目，1999；
　　■ "江苏省城市设计导则研究"（JS200012），江苏省2000年科技发展项目，2000；
　　■ "现代城市设计与城镇建筑环境"，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50125820），2001。

　　□ 主持浙江义乌市旧城改造暨市民广场规划设计竞赛获二等奖(总第二名，境内外共10家规划设计部门竞赛)，1999年3--5月；
　　□ 主持徐州中心区城市设计、徐州市中山路城市设计并通过实施，1999年6～12月；
　　□ 主持徐州彭城南路步行商业街规划设计并通过，实施完成，1999年10～2000年4月；
　　□ 主持徐州市市民广场规划设计获国内方案咨询第一名，2000年5～7月；
　　□ 主持完成海南省海口市总体城市设计，2000年7～2001年8月；
　　□ 主持广州市传统中轴线城市设计国内设计竞赛，获得第一名（王建国、韩冬青、董卫等）2000年10月～2001年2月；
　　□ 主持常州市金马步行街城市设计，2001年4～6月；
　　□ 主持金坛市旧城改造暨市民广场规划设计投标，投标第一名，2001年9~11月。

　　已发表论文70篇，发表学术论著五部，主编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