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德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顾问总工、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从事工程科技工作48年，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级规划师；现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工、教授级高工。50-60年代主持和参加了国家重点新工业城市的总体规划，80年代参加天津震后重建规划及指导三峡工程淹没城镇迁建规划等；近十年参加和主持了30多个重要科技咨询项目，包括首都总体规划、上海发展战略研讨等；现重点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生态环境规划和城市设计等前沿性课题，其主持的“温州城市生态环境规划研究”获浙江省2000年优秀规划一等奖。1982年以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30余次，国外著名大学讲学4次，1991年获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荣誉博士称号；发表论文80余篇（国外发表7篇），专著、译著4本；现担任20余项社会兼职。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任清华、同济两大学兼职教授，1998年成为美国纽约科学院会员。

城市规划一席谈——邹德慈院士访谈录（《城乡建设》欧阳东）

　　记 者:邹院士,首先衷心地祝贺您光荣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工程科技界的最高荣誉,您获此殊荣既是国家对您个人学术成就和突出贡献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全国城市规划界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舞与鞭策.在此,您想对他们提出什么希望.
　　邹院士:我想谈三点.第一,我当选为院士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院士称号是国家对我几十年来工作的肯定和认可,但是称号本身并不能给我带来新的知识,能力和水平.
　　第二,城市规划没有权威.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城市规划界的老前辈任震英大师说的,任老现在80多岁了,这是他几十年来对城市规划工作的一种体会和认识,我非常赞成."城市规划没有权威"是就城市规划这门学科来讲.因为一座城市的规划,要通过艰巨复杂的工作,需要集体的智慧,个人虽然有重要的作用,但总的来说要靠集体来做.另外城市规划是一门交叉型学科,本身处在不断发展之中,如果强调权威仿佛就到此为止了,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意见呢 是不是因为我非常注意当了院士以后就成为城市规划的权威了呢 答案不是!我自己认为不是,也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作权威.我只不过过去在这方面做了几十年的工作,比年轻同志多了一点经验,既包括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第三,当了院士不等于到头了,现在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非常快,要学的东西很多,我越来越感觉到知识不够,还要不断学习,包括向比自己年轻的同志学习.生命不息,学习不止.这就是我当了院士以后的几点感想.
　　记 者:多年来,您辛勤工作,学风严谨,为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城市规划中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某些概念和方法.请您简要地向读者介绍一下.
　　邹院士:贡献谈不上多少,工作了几十年,主要是对城市规划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在这里简要说一下.
　　一是对城市的认识.要做好城市规划首先要认识城市,这点非常重要.从历史来看,城市有很古老的历史,人们对城市可以说是既了解,又不是很了解.从纵向来看,几千年来城市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我们现代的城市是当前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反映.尽管都叫城市,但是在这点上我们今天的城市和古代,近代有很大不同.城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我们要做好城市规划首先要很好地认识城市.
　　关于对城市的认识,我只说两点:第一,城市是人类大部分活动的载体.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科学技术的.....大量的人类活动都在城市中进行.借用计算机语言,城市又是一个大平台.各种人类活动在此交叉,交汇,交融,这种汇集和交融使每一项个别的活动能够发挥出综合的,成倍或几十倍增大,增强的作用.这就是城市的重要性.第二,城市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的平台和载体,而且有非常强的组织作用.如果从系统工程的概念来看,他是一个根系统,同时拥有很多的子系统.运转好了,能发挥极大的效益,包括经济的,社会的,环境的效益等等.反之则会影响这些效益.我们现在运行良好的城市极少,都带有一些毛病.现代城市规划就是针对城市病而产生的.好的规划能使城市系统运转好,减少,避免城市病.
　　城市规划是一门古老而又现代的学科.自有城市以来,人们就懂得如何有意识地布局和建设城市,这其实就是"规划".但是现代城市的功能越来越复杂,相互的联系和影响越来越多,城市的空间和地域越来越大,而且和区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现在的城市规划和过去相比有很大的发展.
　　我认为现代的城市规划有三个重要的"支柱",一是城市研究,二是城市设计,三是城市管理.过去的城市规划画张总图就可以了,现在远远不够.城市在规划以前一定要做好城市研究.要调查和研究城市各个方面的问题,有的问题还需要作专项的研究.这作为规划设计的前提是非常重要的.近几年国内很多大中城市所进行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研究把它作为城市规划编制的基础,使城市规划既高瞻远瞩,又务真求实.
　　城市设计是对城市实体空间的整体设计,不要仅理解为广场,滨河地带的设计,那只是一部分.城市管理是广义上的管理,是对城市从运营到各地具体方面的管理,包括监控,调控,以及维护城市正常运转等.仅有一个好的规划,而没有科学的管理是不行的.把城市的管理包括规划的实施等看作是现代城市规划的重要支柱之一,当前城市规划的一个趋势.这两年我强调重视和研究城市规划的科学性.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例如所谓不尊重城市规划,实质上往往是用主观随意性代替了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不恰当的行政干预就其思想方法上说,都是主观随意性的表现.城市规划科学性的问题应该引起从领导到社会(也包括规划界)的重视.
　　正确认识城市规划的性质非常重要.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战略性,城市要长期存在下去,它的发展永远是在变化中前进.有时可能快一点,有时慢一点,有时可能相对停滞.城市规划要研究和适应城市的发展过程.现在城市规划的规划期是20年,实际上城市的发展远不止20年.这是城市规划不同于其他设计的地方.因此一定要有战略性,一定要考虑得长远.如果没有战略性,也就取消了城市规划的一项重要特性.二是综合性,要综合考虑问题.城市的职能,例如居住,生产,交通,文化,教育,各种公共设施,购物,休闲,娱乐等,互相都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不少情况下还存在着矛盾.规划必须要进行协调统筹,必须综合地研究和解决问题.第三是整体性,城市规划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它必须正确处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城市规划的三个主要特性,决定了城市规划不仅是一种技术性的设计,而且也是城市政府的重要工具,能够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记 者:众所周知,城市规划的研究和设计涉及众多学科,需要研究者具有宽广的学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您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从事这项工作并培养了许多人才,请您谈谈我国城市规划研究者必须具备哪些素质.
　　邹院士:城市规划研究者需要具有宽广的学识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我认为城市规划专业的特点是比较宽广,比较综合,国外有一种说法:规划师是通才,是有专业的通才,而不是专才.我的认识是,规划师的专业面要求比较宽,所以比较通才,但是通才不等于什么都懂一点,但都不是太懂,在通才的基础上要有专长.主要的专长,当然是要懂得城市规划.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规划师,有的偏重在区域规划上,有的重点在交通上,有的在城市设计上,有的在居住区规划上,有的偏重规划设计,有的偏重城市研究,这都很好,都是有专长的通才."通"的面可以宽一点,"专"的方面要注意做到对关联专业懂得深一些,这样才能发挥出综合整体的能力.前面说到,城市规划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有交叉性的特点,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它是一门融合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科学.尤其在决策时,往往不容易把握,而走向主观随意性.城市规划的重大决策如果不科学,并不一定马上就出事故,但有时会贻误百年,千年,正确的规划决策也会受惠长远.这就是城市规划行业的特点.
　　记 者:近两年,您与时俱进地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生态环境规划和城市设计等方面,请您介绍一下这样做的目的.
　　邹院士:我这几年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生态环境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原因主要是:一是工作的需要,二是和我个人的认识有关.从我国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现阶段的需要来看,认真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是很重要的问题.这几年各方面邀请我讲课,我主要讲的是这个主题.我国将可持续发展正式定为国策,背景是全球环境和资源方面出现的危机,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对此我们过去的认识和研究是不够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的方针,我认为非常重要,完全拥护,它是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一致的,也是有针对性的.这几年中央,社会上对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有许多批评.我认为从专业技术层面看,是在城市设计的思想,方法上把握不当,缺乏引导.我关注城市设计是从我国城市建设事业的实际出发,目的是想让人们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城市设计方法有全面的了解,然后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城市设计的理论,方法,包括历史文化.现在有些城市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是一部分领导干部追求政绩,脱离实际搞的.要采取正确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在正确的思想理念指导下做好我们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
　　记 者:现在,一方面国家对城市规划越来越重视,规划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有些地方不尊重规划的事情还时有发生,对我国城市规划的决策者,执行者您有何建议并请分析我国城市规划的现状与发展前景.
　　邹院士:不尊重规划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一些地方主要领导,确实是用主观随意性来代替规划的科学性,原因很多,包括缺乏法制观念.因此很多违法的,违规的现象发生,情况比较严重.二是原有的城市规划不适应新的情况,又没能及时调整.现在是前一种情况比较多,不尊重规划,是为了实现某些领导的主观意图.后一种情况也值得我们重视,特别是规划本身,应改革原来的编制程序和办法,以适应新的情况和需要.
　　现在城市规划成绩很大,但问题也不少.我相信绝大部分城市领导都是诚心诚意想把城市建设好,可有时候事与愿违.对于城市建设得好坏,要有一个客观,科学的评价标准.大多数人民的评价是比较公允的.美国有位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发展不等于增长,富裕不等于幸福.我觉得颇有哲理.我们发展城市,最终是为了广大市民的幸福.如果城市的领导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求真务实,不图表面排场,不图少数人私利,尊重科学,尊重专家,我相信绝大多数城市都能搞好.
　　记 者:我们知道,您倡导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院风"求实的精神,活跃的思想,严谨的作风"日益深入人心,请您谈谈当时提出这一"院风"的根据以及执行的效果如何.
　　邹院士:我当了10年院长,当院长时一直强调三句话:"求实的精神,活跃的思想,严谨的作风",后来经过部长的同意把这三句话定为中规院的院风.这是受到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的影响.作风是一个重要的法宝.一个军队有一个好的作风无往不胜.一个院也要有一个好的院风才能兴旺发达.那时,我们院每年要做一百来个项目,现在每年要做三四百个,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要发展没有一个好的作风不行.
　　"求实".小平同志一再倡导实事求是,我认为城市规划特别要讲"求实",因为城市规划的特点是要对未来做一定的预测和设计.规划的图纸和文件,都是描述未来的,对未来的认识和预计容易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过份保守,不敢想不敢做,看不到主观能动和积极性;另一种则容易脱离实际,浮夸虚涨,把未来看得过份乐观,不顾现实的客观条件.几十年来这些经验教训都有过.所以要特别重视"求实",虽然搞的是未来,但要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发展的可能条件出发.完全脱离实际就成瞎想,空想了,是不行的,我们要做的是城市实实在在的规划.
　　"活跃",主要是指思想.针对的是另一种城市规划的倾向,容易固步自封,容易僵化,思想跟不上客观世界发生的变化.这种毛病在我们过去的城市规划中有,非常教条.现在改革开放了,竞争也越来越厉害,许多新的东西需要你去研究和思考.所以你必须活跃,不断接受新的东西,包括新的知识和技术.墨守老一套是不行的.做方案要有新的思路,还要吸收国外的一些新思想,新方法,要永葆活力,否则就停滞不前了.
　　"严谨",指的是科学的作风.活跃了还要严谨,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证新的思路和方案.严谨和活跃,始终是一对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因素,严谨也就是尊重客观规律,又和求实相互呼应和补充.
我倡导的这个院风自己也身体力行.直到今天我认为还是适用的.规划院最宝贵的是人才.我们院没有什么特别的设备,靠的就是人才,包括人的思想素质和规划师的职业道德.城市规划做得好,城市能够发挥最好的效益和作用,就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不是为少数人服务.城市本身又是文化的体现,城市中的历史文物,建筑,园林本身都是一种文化,都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代表民族和时代的文化.
　　做一个城市规划师既有意义也有意思.就我个人来讲,上大学时选择这个专业,在当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认识,是服从分配而学的,没想到在这个领域一干就是四十多年.现在虽年过花甲,对此仍很感兴趣.这个专业没有太多高新科技,也并不高深奥妙,相反,它很贴近生活.我们都生活在城市,所以城市里的每个方面,每个角落都是我们的实验场所,需要规划师细心体验.可是它又很难,难就难在它是如此的综合复杂,既需要科学的思维,又要有一颗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心.可能一个人一辈子都学不完这门学问,都不能穷尽它的真谛.
　　记 者:谢谢您接受《城乡建设》杂志的专访,祝您身体健康,合家幸福!

访工程院院士、规划设计大师邹德慈（《规划设计》）

　　见证中国城市规划50年——访工程院院士、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邹德慈

　　10月18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隆重庆祝建院50周年。而中规院50年的发展史，恰好对应着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事业的50年。50年迂回曲折，50年岁月沧桑，中规院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又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作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中国城市规划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人，日前，工程院院士、原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邹德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五十岁生日，四十年生命——中国城市规划工作

　　曾“休克”十年 　　

　　记者：中规院成立于1954年，而我国的现代城市规划工作也是开始于五十年代初。中规院走过的道路可以见证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的发展历程。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邹德慈：你说得对，中规院的五十年恰恰对应了中国城市规划的五十年，就历史来说，中规院的经历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全国城市规划工作的历程。 　　

　　中规院这个名称是1982年改革开放以后重新组建时的称呼，其前身一直是国家的城市规划设计单位，机构名称和隶属关系几经变迁，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54年10月，城市设计院建立，隶属建工部城建总局，是当时国家第一个城市规划设计机构；1956年，国家城建总局撤销，成立城市建设部，随之城市设计院隶属城市建设部；1958年，城市建设部撤销，合并到建筑工程部，随之隶属建筑工程部；1959年，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成立，随之隶属国家建委；1960年，国家建委撤销，城市设计院归到国家计委，后改名为城市规划研究院；1963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时领导宣布“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工作暂停，城市规划研究院被撤销，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城市规划研究院一直没有恢复，我国城市规划工作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3年，在当时国家建委建筑科学研究院恢复设立城市建设研究所，城市规划工作开始恢复。七十年代末，国家城市建设总局成立，1979年3月，城市建设研究所扩建成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隶属国家城建总局，明确了其城市规划的主要职能；1982年，国家城建总局撤销，组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经其批准，在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也就是现在的中规院。

　　这个过程比一个几十岁的人的经历还要复杂。在中规院四十周年院庆的时候我就曾经说过：我们庆祝四十岁生日，实际上是存活了三十年，其中有十年“休克”了。而中规院“休克”的十年，也是我们国家城市规划工作相对停滞的十年。

　　前25年和后25年——城市规划由被动式走向主动式 　　

　　记者：从历史来看，城市规划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紧密相联。在50年的历史变迁中，中国城市规划工作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邹德慈：城市规划确实是和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或者说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着城市规划，影响着它的发展轨迹。就城市规划而言，我有一个简单的归纳和对比：50年可以分成前25年和后25年。前25年是计划经济时期，后25年处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经济体制的转型牵动政治机构、机制、管理方法、模式以及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变革，尤其深刻的是观念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影响城市规划从理念、原则到方法的变革。 　　

　　记者：前25年，城市规划工作主要是在什么样的理念下开展的，进展如何？后25年城市规划工作又呈现出何种不同特征？ 　　

　　邹德慈：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当时的主、客观原因，城市仅仅被看作是生产和生活的“基地”，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国家的工业建设，国民经济计划决定着城市的发展重点、速度和规模。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具体化”，是一种“被动式”的设计工作。“设计任务”来自计划经济，设计标准来自国家制订的“定额指标”。虽然如此，我国在那个时期仍然规划和建设了一批规整有序的重点工业城市，如包头、西安、兰州、太原等，在当年起到了有效配合工业建设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那个时期在经济体制上、实力上、以至观念上的局限性，对城市和城市规划的认识和研究很不够，有些问题几乎是空白，因此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城市规划工作竟然一度被轻易地取消。

　　经济体制转轨后的25年，城市规划最具有实质性的变化是从“被动式”的设计走向“主动式”的规划。虽然在变化的过程中有时是不自觉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改变了资源配置的方式，从生产要素的计划配置走向越来越多地依靠于市场的配置。计划的作用从过去的主导地位转化为指导的性质，从而逐渐“淡化”。城市规划在这种背景下，必然会被赋予完全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一种新的、主动性的、重要的作用。 　　

　　记者：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加快推进，城市规划越来越受到重视，城市领导言必谈规划。对此，您怎么看？ 　　

　　邹德慈：现在城市规划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是好事。我相信“城市规划不要搞了”的话不会再有人说，那个阶段永远过去了。可是重视的程度，如何重视，如何让规划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都还值得我们深思。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规划专业人员，对此都要有清晰的认识。规划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它并不是万能的，单靠规划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城市规划的深刻变革——战略、政策、设计、管理、理念 　　

　　记者：在逐步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型中，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层出不穷，城市规划也必然面临变革。能否就此谈谈您的认识？ 　　

　　邹德慈：城市规划后25年的发展也不是一条直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中国也不例外。我相信今后也还是会有一些波波浪浪的。 　　

　　回顾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城市规划领域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变革，莫过于：把城市和区域发展战略的研究引入城市规划，作为确定城市发展方向和动力的依据，解决了城市规划的“前提”；逐渐改变着城市规划仅是“未来美丽蓝图”的性质，加强规划作为政府管理城市的一种“公共政策”的作用，使规划从图板走向实际；城市设计的大量实践体现其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认识其与城市规划的异同关系；城市规划的管理从行政方法走向科学决策与法治；理念的深化与思维方法的变化。 　　

　　具体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说： 　　

　　第一是战略。城市的合理发展、战略方向，是现代城市规划应该重点研究解决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只要按照计划确定的项目做规划就行了，这是我们搞规划的主要依据。现在依据什么？战略。研究城市发展战略是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发展和进步。

　　近年来很多城市在进行这项工作，甚至包括一些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区。值得注意的是：应该首先重视大城市和大城市地区，以及都市连绵区战略研究。研究范围应当包括区域内的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发展的战略除了竞争以外还应包括互利合作；一切发展战略最终都要落实到空间和地域上，与空间地域的环境合理容量和建设条件取得平衡。

　　第二是政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主要承担“描绘蓝图”的设计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城市越来越复杂的巨系统中，城市规划虽无力解决城市发展的所有问题，但它得扮演一个全方位的角色，要综合、协调，宏观调控。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的职能概括起来，表现为一种“公共政策”。城市规划只有具备“公共政策”的性质才能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

　　首先是对城市土地的使用政策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首先要做的是控制，即控制一切必须控制的地区（或地段），在优先进行控制、保护的基础上，引导用地开发的方向，避免“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另外，城市的人口政策、交通政策、环境政策、能源政策等也都是重要的公共政策。

　　第三是设计。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依然是一种空间性质的规划，战略和政策代替不了具体的城市设计。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我国自90年代以来大量开展城市设计。在城市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大量的城市设计实践使人有“措手不及”之感，主要是人才和经验的不足。

　　首先要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城市设计应当在城市规划的框架内进行，它的实施也要纳入规划的体系，城市规划不应当把城市设计看作为“另类”。同时也要看到，城市设计具有与城市规划相对独立的许多特点，有它自身的规律性，须要认真研究和总结。

　　第四是管理。城市规划的管理（包括用地和建设项目管理）在计划经济时期采取行政划拨和行政审批的方法，其弊端是容易产生“人治”的现象。转型后带来土地使用制度和开发建设模式的变化，最本质的是市场经济的体制，必须从“人治”走向“法治”。

　　1990年，中国实施《城市规划法》，以“一书两证”为代表的许可证制度和类似美国区划管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可以控制住城区的空间秩序，但对于宏观调控却起不了多少作用。规划管理的另一重要变化是依靠专家评审和多种方式的公众参与来加强科学、民主的规划决策，但是这方面还不够成熟。

　　第五是理念。城市规划最基本的理念是为最大多数的人创造优化的人居环境，这一点不会改变。但是，城市规划从被动性的设计转向主动性的规划，使规划师的职责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也改变了许多传统的规划方法。

　　当前，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因袭而来的某些思维方式仍然长期存在，也由此带来规划“变”与“不变”的争论。在当今高速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条件下，客观世界充满着变化，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城市规划的期限是20年，是不可能做到“一成不变”、“几十年不落后”的。因此，规划要有“弹性”，允许一定时期的“修编”，在管理实施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要重视“近期建设规划”的作用。但是，规划中必须控制的部分应该做到“刚性”，要强制性。如何把握，是一种“艺术”。

　　城市规划未来——空间协调核心、高新科技支撑 　　

　　记者：作为50年中国城市规划的见证人，对其未来也一定会有清晰的预见。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您所认为的城市规划的未来？ 　　

　　邹德慈：在高速发展的时代，要明确地预见未来是很困难的。25年来主动性规划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是：空间规划的重要性。城市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协调，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城市与乡村的统筹和协调，宜人居住环境的创造，交通运输网络的构建，历史文化的保护……无不需要从空间规划上予以解决。过去以项目为中心的计划，以目标、规模、速度为主要内容的计划，以部门分割为特征的计划，都将综合到空间规划上来，以空间的协调为核心。这种变化，现在已经开始，虽然要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是它的方向是无可怀疑的。

　　另外，近20年来，计算机是城市规划一项有力的技术手段。它已从过去的辅助设计阶段、利用3S技术阶段发展到近几年已经开始的信息网络化阶段。现在规划师可以从全球网络快速地收集到世界上几乎每个角落的信息，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它不仅大大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带来巨量的信息、知识、经验和智慧，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思想和提高了规划的水平。可以预见，未来的高新科技对城市规划的支撑和推进，定会在广度和深度上，比现在有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