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1924年生四川宜宾人。1940年考入当时唯一的中国古建筑调查研究的学术机构　中国营造学社，从梁思成先生等学习并参加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1946年，在中国建筑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建筑系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1950年调文化部文物局，长期从事全国古建筑的何护管理和调查研究工作。曾任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等职。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六届全国政协文化组副组长。现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半世纪以来把毕生心力献给了祖国的古建筑文物事业，对全国重大的古建筑保护维修项目或自己主持设计、或参加主持方案评审数百处以上，对历史文化名城、世界遗产工作做出了重贡献。

　　主要著作有《长城》《中国古塔》《中国帝王陵》《中国佛寺》《中华名楼》《中国古代建筑简史》《中国古园林》主编《建筑文化大观》等。传略载入多种辞书。喜好书法。在司马台长城等众多各胜有刻石、题字等。

　　罗哲文谈恩师梁思成(作者：刘东平 摄影：刘世旭摄)《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2月27日第十版)

　　不久前，笔者采访了著名古建筑保护专家76岁的罗哲文先生，希望聆听他一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工作的不平凡经历。然而他讲述得更多的却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他追随多年、久蒙恩泽的先师。

拜在名师门下学艺

　　罗哲文从小就很喜爱美术和手工技艺。1940年，他高中毕业，投考了中国当时唯一的古建筑研究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其时，梁思成正是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在十数名竞考的考生中，罗哲文幸运地被录取了。

　　入学社约半年后，梁思成发现罗哲文在绘图技术方面颇堪造就，便把他从刘敦桢老师处调来，由自己直接为之传授绘图技艺。

　　罗哲文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师从梁思成期间，从绘图仪器的使用，到削铅笔、擦橡皮等细小环节，梁思成都手把手一丝不苟地耐心教授，使罗哲文受到很规范的训练，并经受了严谨治学的初步熏陶。

　　然而从老师那里获益更多的，是关于建筑艺术的启迪。梁思成多次和他谈线条的艺术性问题。梁思成说：“你别看画图都是由一条条粗细不同的线条所组成的，但线条组织起来就是艺术，特别是建筑图纸，比工程机械图纸要求的艺术性更高。不仅是花纹图样、装饰艺术的图纸有艺术性，就是结构图纸也有艺术性。比如斗拱、屋檐的层次、断面和轮廓，都要用粗细不同的线条来表示，线条的交结也不能生硬死板，要恰到好处。”

《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编纂的来龙去脉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一天午夜，老友张奚若带了两位人民解放军干部，来到梁思成先生家中。

　　当两位来人取出一幅北平的军事地图，请梁先生把有重要文物古迹和古建筑的地方标出来，划出禁止炮击区域，以使之避开炮火。

　　从未直接和中国共产党人打过交道的梁思成感到十分惊愕：共产党也保护文物古迹。而当他继而又听来人说他们的上级表示，宁可付出流血牺牲代价，也要尽最大可能保全古建筑一砖一瓦时，他更被深深地感动。

　　他随即和妻子林徽因，用红色的铅笔，在那张军用地图上，把他们认为必须特别加以保护的地点，一一圈点了出来。北平最终获得和平解放，国人额首称庆；而梁思成漏夜圈点禁止炮轰图一事，则成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永久佳话。

　　有了这次经历，梁思成毅然作出了留在清华大学等待解放军到来的选择，拒绝了国民党派飞机接他到台湾的邀请。如何在解放战争中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中共中央特地派人到清华大学来请教梁思成，倾听他的看法和意见。这一做法正符合梁思成千方百计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心愿，于是他慨然应允，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军编印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以供在解放各个城市和地方之用。

　　梁思成担纲这件大事，从内容、封面和书的版式设计都亲自定夺和指导，并率领清华建筑系的部分教师以及该系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人员一起动手，以最快的速度，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编印出了长达100多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1949年6月，这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即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处印出，发给各路解放大军。这本简目不仅在解放各个城市、地方时避免了不少盲目的破坏，对保护古建文物起到了切实作用，而且对解放初期开展古建筑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也提供了指导和方便，它可以称为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早期重要的历史文献。罗哲文直接参加了这一简目的编写等工作。

提出长城维修的“三项基本原则”

　　1952年秋，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了要维修长城，向国内外开放的建议。这一建议引起了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文物局郑振铎局长特意安排罗哲文，先行去搞勘察规划。经过实地勘察，罗哲文拿出了一份对八达岭长城维修规划的草图。他感到这是件大事，必须精益求精，便带着草图去向老师梁思成先生请教，并请他审定。

　　梁思成看到草图非常高兴，当即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并在图纸上做了审定签名。这张珍贵的图纸，罗哲文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成为他对老师梁思成一个永久的回忆。

　　当时，梁思成对罗哲文着重谈了3点意见：

　　第一，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要“整旧如旧”。他特别强调了修长城要保存古意，不要全都换成新砖、新石。千万不要用洋灰。有些残断的地方，没有危险，不危及游人的安全就不必全修了，“故垒斜阳”更觉有味儿。

　　第二，他谈到长城上休息座位的布置，也要讲究艺术性。不能在古长城下搞“排排座，吃果果”的布置，要有野趣，讲究自然。

　　第三，谈到长城上种树的问题，梁思成提议千万不能种高大乔木，以免影响观看长城。另外，树过于高大，离长城的距离过近，对长城的保护也是不利的。

　　罗哲文说：“老师梁思成提的这几条意见，对我以后几十年中的维修文物的工作都具有指导意义。”

向周恩来面陈保护北海团城

　　北海团城，位于北京古城的中心部位，更为重要的是，团城自身的文物古迹价值极高。在五十年代初期，一些工程负责人为了贯通内城阜成门到朝阳门的东西马路，且要马路笔直无拦，便不惜以价值连城的团城为代价，定要把它完全拆毁，或拆除一半。

　　风闻团城可能要消逝的讯息，梁思成先生和范文澜、翦伯赞等知名的专家学者们焦急万分，纷纷出面呼吁保护团城，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要求制止这一将造成千古遗憾的方案的实施。
　
　　但是，由于受到当时过分强调“破旧立新”和贪大求快等“左”的思潮影响，加之一些市政领导和城市规划人员未能从长远利益考虑，仍然坚持要执行拆砍团城的方案，团城危在旦夕。

　　出于对保护团城的呼吁和办法仍不能奏效的担忧，梁思成最后不得不下决心，亲自去面见周总理，恳陈保护团城的意见。在汇报后的一天里，周总理亲自前去处在国务院斜对面的团城。他登上台阶，仔细观察了团城上的文物古迹，并考察了团城周围的环境。

　　经过了两度亲临现场的考察，周恩来召集有关方面开了一个专门的会议，研究团城的去存问题。最后由周恩来亲自拍板，将珍贵的团城古迹保护了下来。

罗哲文：古建筑保护专家（央视国际）

　　60多年前，一位16岁的年轻人走进了建筑大师梁思成的营造学社，他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如今，罗哲文已年逾八旬，在古建筑保护的道路上，他又见证了多少消失的古建筑，历经了怎样的风雨人生。敬请收看古建筑保护专家——罗哲文。

　　主持人：他曾经是国家文物局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从50年代至今，在社会上他并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然而在古建筑界，他却被很多人誉为是一代大师，可是他自己呢去始终称自己是一个匠人，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近古建筑保护专家罗哲文。

第一部分：长城情缘

　　罗哲文，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他研究、保护长城，几乎走遍了长城每一个重要的地段，有的地方甚至还去过200多次，

　　2004年3月15日，罗哲文又一次登上山海关长城。

　　1985年，罗哲文和侯仁之、郑孝燮等专家共同起草申报文本，中国成为世界遗产的缔约国。两年后，长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主持人：您还亲自参与了当年长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公约？

　　罗哲文：对对，当时第一批，就是中国参加世界遗产公约之后，申报遗产名单，当时长城是第一名。……当时长城的文本是我起草的。我就觉得呀，这个长城这个保护我觉得现在还是个很大的问题。

　　主持人：那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呢，对长城保护本身会也什么帮助呢？

　　罗哲文：现在都把它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光荣，一个民族的骄傲。起码唤起人们的认识了 我们作为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了。

　　1950年，27岁的罗哲文从清华大学建筑系调到国家文物局。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文物维修工作也开展起来，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提出维修长城，向国内开放，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把修长城的任务交给了罗哲文，维修长城的第一站是八达岭。

　　主持人：这次去修长城什么样子？

　　罗哲文：八达岭断壁残垣。那就是蹋下了来，我当时还做了一首诗句：断壁残垣古墟残，夕阳如火照燕山，今朝赐上金戎刀,要使长龙复旧观，我就是看到这个要把它恢复起来。

　　主持人：要恢复它曾经雄伟的面貌。

　　罗哲文：对。那个时候呢一方面是经济条件也困难，另外技术也困难，交通也困难。

　　主持人：困难到什么程度？

　　罗哲文：我们去都住在一个小店里，露天的骑着毛驴上去考察，修的时候也是困难的，当时生活条件也困难，当时运输工具也都困难。特别是其中的材料，砖，砖也是困难，我们当时也非常非常注意到，要利用原来的砖，因为原来的砖毕竟几百年，六百年的东西了，本身就有价值。

　　主持人：那个砖从哪儿来？

　　罗哲文：那个砖从塌下来的，我们去搜集，一块一块从山沟里头，从其他人埋在沙土里头去发觉出来，但是也还是不够，不够就补烧了一些，当时那个地方一片荒野，根本没有人烟。

　　就这样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长城八达岭段就修复竣工，这次修复，使罗哲文对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一个古建保护专家，他对中国最大的古建筑——长城产生了特殊的情感，研究长城成为他一辈子都难以割舍的一项事业。

　　这是罗哲文研究长城的第一本书，也是解放后第一部关于长城的专著。而这本书的出版还缘于罗哲文的一段特殊的导游经历。

　　主持人：您这一辈子都是跟长城打交道？……好像还做过长城的导游？

　　罗哲文：对对，就是八达岭修完以后，当时为什么要研究长城呢，当时一些特别是外国的一些国宾呀，什么这个元首了，总理了这些来你总得给人家讲解。

　　主持人：其实那时候主要还是为了去介绍，让更多人去了解长城是什么样子？

　　罗哲文：长城说多少里也不知道，外国书上就是有的就是两千多公里，或者五千里吧，真正的长城的长度，我是10万8千里。现在还没有完全弄清楚。

　　主持人：实际上你自己写书的过程，就是澄清的过程。

　　罗哲文：在内蒙境内，内蒙就有三万多里长度，各个朝代加起来的确有10万里以上。

　　主持人：实际上您作为中国研究长城的专家，您还有很多就是实地的勘测经验，而且你特别强调就是一定要到现场去。

　　罗哲文：要结合实际，因为文献记录上面也还是可以参考，但是你必须结合实际。

　　通过实地研究，罗哲文对长城提出了新的观点：过去认为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他和专家考证后认为长城东起辽宁丹东虎山，西至新疆。过去认为长城是秦始皇开始修建的，罗哲文则指出，长城的修建始于楚国。此外他还对长城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郑孝燮，知名的古建筑保护专家，曾多次和罗哲文一起考察，勘测古建筑。

　　郑孝燮：文化大革命之后，山西、内蒙古有一段长城遭到破坏，城墙给剥离了，那么罗老要去调查，他约我同他一起去，他说我们长城古代认为这是战争防御的一个工程，这方面当时有它的工程，他说我们回顾历史，看整个历史来说，战争时间是短的，更长时间是和平的，那么和平长城内外的关系就是互市，交易贸易，它不仅仅是个战争，还有个和平交流，游牧民族跟农工民族这么一个象征，他这样一个重要观点，这个观点后来被很多人都接受了。

第二部分：营造学社、和梁思成一起保护古建筑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众多的学术机构也迁到四川，离宜宾市不远的李庄镇成了大后方的文化中心，1942年，一个叫营造学社的学术机构贴出了一张招生启事。16岁的罗哲文成为当时惟一入选的考生。

　　中国营造学社，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对中国古建筑进行整理和研究，并对保护维修提出建议和设计方案的学术团体。它把历史上一向被视为不入“士大夫”阶层的建筑行业提高到一门学科的位置。在这里，不但使罗哲文的爱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而且，他还遇到了一位令他终身受益的老师——梁思成。

　　主持人：那梁思成先生对您的影响是什么呢？

　　罗哲文：我觉得我最影响的就是勤勤恳恳做学问，那个是很辛苦，你比如说勘察研究，我想呀，如果当时为什么选这个，如果当时选了去搞新的建筑设计呀。那肯定能发财呀？

　　主持人：这种东西影响了你。

　　罗哲文：而且他对人特别，这个爱护，特别是对年轻人，我当时你譬如说，除了，那就等于一家人了，我们在那个小村庄上头我记得有一次，我得了个病发高烧，他身体也不好啊，但是他晚上到镇上去轻大夫，同济大学的大夫请来给我看病，所以他很爱护年轻人，这种给我印象很深。我现在也是这样，我比我年轻的，我就想方设法帮助他学点东西。

　　主持人：那就是你现在从事的古建筑保护方面，哪些观念您觉得是梁先生那时候带给您的？

　　罗哲文：关于这个呢，过去对梁思成先生有一些批判那是不公平的，就是本来不是他的意思，你比如说批判他这个复古主义，批判他是什么大屋顶，批判他什么其实也不是。他有一个观点，就是对中国的新建筑要中而新，就是要中国的但是也要新的。就是要中国的但是也要新的，（加）因为中国这个传统，不是说要恢复大屋顶或者要完全要复古他没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给我印象很深的，所以我现在也在宣传。

　　1953年，在极“左”思想影响下，一些人主张扫除北京古建筑和古城墙。马路要笔直，开车要没有阻挡，梁思城在北京城墙存废的辩论会上说，拆城墙如同抽他的筋、剥他的皮一样，然而，梁思成的呼吁无济于事，城墙还是被拆了，能代表老北京的城楼和牌坊也被拆除而后快。

　　在大拆城墙的时候，在北京北海公园的南面,有一个叫做团城的古建筑, 因为当时要修直马路，团城的命运也岌岌可危，团城是辽、金、元明清历代都城的重要见证，它不但拥有悠久的历史，也珍藏了不少的文物。

　　罗哲文：北海那个团城也差点拆了。

　　主持人：那你也拍了很多照片。

　　罗哲文：拍了很多照片，那就是当年1954年要准备拆城墙，要拆所谓的东西的时候，后来这个我们那个局长啊，他就说，你这个，因为他跟周总理说，保不住，你赶快把他拍照留下来，你留个记录，所以他让我专门写了篇文章，把它，照片拍的越多越好。

　　主持人：您在这中间还是不停地在呼吁吧，除了拍照之外。

　　罗哲文：但是我这个呼吁吧，当时是人微言轻，起不了作用，但我也写了不少信，我记得我其给吴晗副市长写过信，但是他后来其实拆北京的东西，也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他当时是副市长，他没有办法，他得要听上面的意见，最后呢有些人都把他归罪给他。我觉得也不是，不是完全符合实际，他是个历史学家，而且他是研究明史的，这北京是明朝的，他当然不愿意拆了。

　　为了保住团城，罗哲文多次找梁思成商量对策。梁思成更是心急如焚，最后，梁思成面见周恩来总理，终于引起总理两上团城，决定将中南海围墙南移，让马路稍一转弯，把北京这一重要史迹和文物保存了下来。当时团城的命运还是幸运的，而绝大部分城楼和城墙还是在六、七十年代被陆续拆掉了， 1972年，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带着诸多的遗憾和不解离开了这个世界。而罗哲文见了老师最后一面。

　　罗哲文：回来探亲的时候呢，我首先这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这次就是看一看我的老师。他说你要回来太好了，现在这个文物古建筑在保护，现在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个在很多单位破坏了很多了，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已经是可能是无能为力了。这个事情这个重任呢，这个重担子就交给你了。

第三部分：一生致力于古建筑保护

　　罗哲文肩负着老师梁思成的重托，做了一辈子古建筑保护工作，他参加过全国各地的古建筑调查、勘测、发掘和保护维修。

　　主持人：我想中间不是一帆风顺的？

　　罗哲文：这个遇到好几次，一次是在应县在51年，我上去要找塔顶，因为是没有光焦距，照相机没有光焦，往后退我就坐在基上房基上，往后退，退到能够照到塔顶，忽然觉得后面有个东西挡住了，我回头一看是那个走兽，就是街上的仙人走兽，如果每个那个走兽仙人，我下推下去就全身粉碎了。

　　曹：我记得很感动我的一件事情，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UCN(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的专家来进行考察，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去的峨眉山，我们事先要进行考察。当时是峨眉山是大雪封山，我们走了两个台阶以后，底下的台阶就看不见了，然后刚走了一会儿我们发现罗老就滚下去了，这时我们当然非常紧张，当时罗老滚下来以后，腿就摔坏了，就把他左边的膝盖给摔了，腿起来都不能走了，我们很紧张，后来我们说，要不然休息一下，罗老。罗老说，不用不用，因为我们考察时间很紧张的，罗老稍微，我们帮他扶了一下，弄了一下，罗老继续跟着我们往前走。

　　从80年代开始，罗哲文发现，保护古建筑离不开周围的环境，他和其他专家一起提出了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工作繁杂，有时需要多方面的配合，罗哲文总是以平和的态度做说服工作。

　　做古建保护工作，罗哲文最离不开的是他的照相机。每次出门考察，他至少要带两个相机。

　　罗哲文：我是从一进营造学社就学照相，为什么呢，这是个工具，因为当时啊，测绘古建筑，一个靠手去画，这个结构它是规矩的，根据这个照片画就比较准确了，所以这是一个工具，所以我还为什么他们说我还手巧，当时还学了修相机，修手表，为什么，我都给他们修手表抗美援朝我还修表捐款来，因为当时到深山里头调查古建筑，相机坏了，手表坏了，钟坏了，就自己来修。

　　郑：我对罗老，我们50多年在一起，我有个印象，他是多才，他不仅照相，他的书法也非常好，书法家。他的诗也写得很好，我叫他多才，他这个人不张扬，自己不张扬的。我叫他内秀，很深刻，内秀。多才内秀真君子。

　　从十几岁的学徒，到成为古建保护的一代大家，罗哲文走过了62年的人生历程。岁月流逝，当远去的时间和空间都渐渐模糊的时候，而建筑却无声地记录下了人类文明的历史。

　　主持人：在采访罗哲文之前，很多人告诉我说，罗老是个不善言谈的人，但是当我们谈到古建筑，他却能够滔滔不绝，甚至还即兴哼唱起了《长城谣》，今天的访谈罗老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勤勤恳恳做事，我想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无论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和无奈，他都能够坚持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