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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祯与扬州红桥景观的象征意义
发表日期:2009/2/18 14:27:49   阅读:4190次

                        作者:美国曼森大学助理教授   梅尔清(Tobie  Meyer  Fong)
    康熙年间诗人、作家董以宁曾评述地域需要通过著名的人物来获取意义。名山名川几乎无一不靠杰出的人物。苏轼流览前的赤壁,只是一个无知的崖岸,因为苏轼的游览,遂成名山。
    当董以宁访游赤壁时,他对苏轼的形象投以极大的敬意,还读了他留在赤壁上的诗,他甚至还按《赤壁赋》的季节游览。很明显,正是由于苏轼在这里的游览及其创造性的神话,这个地方才对董以宁有如此大的意义。
我考察了红桥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红桥获取了中国跨区域精华意义的位置;王士祯成为了一位典型人物;扬州城成了文人学士、达官贵人所向往的重要目的地。
    红桥所获取的意义,其中包括满清攻占扬州后特有的政治、文化的传递。满清在1645年攻克扬州后,这个城市受着惊人的毁灭之苦,后来成为明遗民的磁铁般的目标地,这些明遗民或到此来游访,或是来此定居。这次征服事件意味着这显赫的地域文化,甚至在国家级水平上,来自两方面的源头:清延与衰落的明朝。王士祯即是这两重性的象征,在他身上既有清延官员的身份,也汇集有明代文学菁华。
王士祯与红桥
    在王士祯到扬州来前,没有对红桥的描绘。后来,红桥的描述不断由王士祯本人或借助其作品对此场所的描写而出现。本地人士便利用王士祯的名望与作品来提高这座桥与这个城市的地位。红桥这个地方的声誉源于王士祯的声誉,并随着其人的声望而不断提高。同时,王士祯也通过在扬州的活动,尤其是在红桥的活动,构筑了他自身的名誉。北京在17世纪末叶是官僚权力中心,而扬州此时乃晚明记忆中的再造城市。在通过互相联系、自觉效仿其他著名扬州官员使晚明遗产同化的过程中,王士祯增进了他自己的高尚情操。
    王士祯生于1634年,出生于山东一个殷实名门。当清征服中原时,年方十岁,他的家庭亦似乎颇为平安地度过了这一政治变革。王士祯通过科举考试的官阶仕途亦十分顺利,1658年,他在25岁这极其年轻的年龄获取二等功名。尽管在早年获二等功名的人可留在京城任职于部中,但1658年二等功名的获得者却只能被指派到各省任职。根据此新任职条分配方针,二十六岁的王士祯于1659年被指派到扬州任推官。
    早在王士祯进京应考前,他已在文学圈内享有荣誉,只是功名成就后,他方获取足够的声望与地位,立足于诗人、艺术家之中。通过与前朝名士的聚会于红桥这一象征性地与南京东区联系的新场所,王士祯建立了文化友好联盟,同时使自己的名望更为提高。
红桥及其周边的环境
    王士祯修禊红桥之前,红桥没有文学遗产可言。1664年的扬州府志出版于王士祯在扬州任上,该书仅在“桥”、“津”中列出了红桥的名字与坐落位置。事实上,与文学相关的桥,该书仅列了“二十四桥”,它是被唐代诗人杜牧搞出名的,十八世纪汪应庚在他的《平山揽胜》中也同样宣称:红桥的声誉是王士祯造就的。汪氏还作出这样的结论:人们对该场所的自觉意识完全是因为王士祯《冶春诗》广泛流传的缘故。
    红桥建于崇祯年间,王士祯来到扬州时,它只不过是扬州风景联系性的新补充。它位于扬州城墙西北在护城河流入保障湖的交会点。从桥体结构看,红桥有优美的木桥孔与桥桩,其下可让画舫通过。沿边的栏杆涂有深红色油漆,此乃顾名思义。在《平山堂图志》中此桥绘得很突出,桥孔不是平直的,它由两个斜段与中间一个平段组成,模仿石拱桥形状。该图系将这座桥作为景观的一部份描绘的,内中有树、竹、亭、舍还有一畦稻田。西北部的其它景点虽然没有标明,但它们那些象征性的标志都能清楚地为人们所认识。
红桥修禊与兰亭修禊
    《冶春》组诗王士祯写于1664年,其最后两名让虹桥修禊与兰亭修禊对照比拟:“好记甲辰布衣饮,竹西亭子是兰亭。”对照兰亭聚会,大量诗文描述这场诗歌聚会及十七世纪扬州的景观,似六朝书法家情感的延续:对时光流逝的喈叹,对友情愉悦瞬逝的感慨,对山川丽景的热爱。
    王士祯的《红桥游记》作于1662年夏天,到1666年时它已被勒石置于法海寺,在这篇游记中,王士祯所描绘的红桥乃是在一个季节里的一个特定日子,即一般游记所记述的具体场景。
访红桥
    后来的一代,王士祯的象征意义改变了。红桥聚会不在唤起晚明的重新幻想。卢见曾盐使也步王士祯的后尘,并常尽力证实自己与他是同一身份。如也曾出版他朋友的诗集,这些诗集都曾由王士祯为之编辑、校订过的。他也像王士祯那样日日诗酒相聚官衙中或西北郊,这便是他们同仁所谓的江南最佳盛会。他还在扬州新建了一些景观,包括1765年建成的二十八景。这些景观全与过去不同,因为这些景观的迅速建成,是为了一个特别的功用:迎接乾隆皇帝的来访。卢见曾以极大的热情决心超过了这位州吏王士祯:在1757年的第三个月的第三天便在红桥举行修禊活动,并写了四首七言律诗。其诗和者达七千余人,他还将这些诗篇纂成集,计三百卷。这一超常之举至今仍以与王士祯相同的地位为人们所描述,然而这二者亲近关系却为人所漠视,留下的只是诗歌与诗的技艺。红桥的声名,王士祯的声名,他在那里聚会的声名,留下了强烈的象征意义,尽管这象征主义及这个城市已经改变。
                                                                   (扬州旅游职业学校高级教师蔡贵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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