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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申遗:如何影响了我们?
每每相隔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人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就会发生一次变革,从而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每次变革,前后衔连,踏阶而上;但,没有那个阶段如同大运河申遗这般波澜壮阔而影响深远。



1985年,那是个伟大的起点。侯仁之会同罗哲文、郑孝燮、阳含熙等四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应该尽早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大约用了20年的时间,我们将许多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宝贵财富以“文化遗产”的总括保护形式呈现给世界。那个时代,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体量大、历史悠久又显而易见的目标。大运河算什么呢?所以,从2004年至2005年底,在罗哲文等老一辈文保专家开始着手推动“京杭运河申遗”时,在文物界之外的大多数国人心目中,“人类非凡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是很难和大运河联系在一起的。2005年底至2006年3月,这是个重要的转折期,全国政协在“运河三老”致京杭大运河沿岸十八个城市市长公开信的基础上,形成了有58位委员联名的提案。随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京杭运河考察开始了。

现在来回溯这一段激动人心又波澜壮阔的社会参与过程,无论你是不是亲历者,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清我们思想的成长转变历程。那就是必须用人类的、独特的、文化遗产的标准去看大运河,才突然意识到它的伟大;在此之前,我们品味颐和园和故宫哪怕再加上长城,只需要从文物的、民族的、精彩的角度已经足够;也就是说,我们尚在以传统的文保视角去判读文化遗产。从那个时候起,籍大运河申遗,文化遗产的6条标准,真实、完整的判断准则,开始进入全面深入人心的植入期。


对于中国人来说,大运河申遗,其实就是要回答3个简单的问题:大运河是不是一个既代表中国悠久历史和多元文化、又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的宝贵文化遗产?大运河是一个怎样独特的人类智慧的结晶?中国人能将大运河文化遗产真实、完整地留给后代吗?

简单吗?是的,我经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考察活动,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条大河,显而易见地,“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工程,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物质和精神财富”。难吗?即便是到今天,我们仍然要说,大运河的申遗过程还处在合力爬坡的艰难时刻;我们仍然感觉到,我们对大运河申遗的预估,还是过于浪漫而乐观。


但这一切难题,都没有阻止前行探索的脚步。2006年6月,京杭运河成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12月,“大运河”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设目录;2007年,以隋唐运河为主的大规模考察和研讨进行;到了2008年,大运河申遗办在扬州成立。此时此刻,大运河申遗工作已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补课和攻关。长期以来,对大运河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非常缺乏,理论支持和系统阐述大运河文化遗产时要填补许多空白;那攻关的任务则同样重要——创造全新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生存的机制,核心的标志,是系统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和法规。

 


那么,应该如何衡量大运河申遗的价值?这应该从大运河自身的价值发现和给社会带来的变化这两个方面理解。前者我们考察其如何萌芽、提出、逐步共识并形成保护决策和专项行动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学科、行业发展以及宏观社会环境需求;后者,则意义更为宽广。如果思考大运河申遗如何改变了我们个人和社会的思维水平,至少可以在如下方面找到答案:

1.我们意识到,文化遗产和每个具体的人都息息相关,而且每个人都可以主动参与和成为主角;
2.我们开始学会,用文化遗产视角去重新丈量审视身边那些曾经熟视无睹的一切;
3.由于大运河独特的活态特征,使我们在进行文化遗产传播时,提出了文化遗产可以如酿造甘醇一样,使用“成熟度“的判读方法——这对近现代遗产的形成和保护尤其重要,以前只是关注正在消失的,现在我们还分出了一半的精力,去关心正在生成的未来遗产。


大运河申遗,也重新定义了文化遗产传播的理念和特征。本来大家都认为,如同以往的过程一样,这只是所有传播理念在文化遗产界的再次应用和体现。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坚信:文化遗产在其被创造孕育时起,传播便与之相辅相成相随。传播是文化遗产生存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不是在其形成后才作为社会力量的简单介入。由“文保宣传”的模式,完成向文化遗产传播过渡,这要感谢大运河。


如果现在就将目光定位在2014,能够遥望到什么?首先,我们已经不再将所有的情感,系于大运河申遗是否成功;经过将近10年的努力,在我们心中已经非常可以肯定地向世人回答那个问题了。与此同时,大运河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从文化遗产价值认定阶段,向以真实完整为核心的文化遗产传播阶段过渡——这一变化非常地典型,直接带来了社会力量的组合变化,文化遗产也由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时代”。


中国大运河申遗的过程,也是社会协作和公众参与逐步成熟的探索过程。


2011年6月第二个周六即将到来前的几天时间里,每个清晨,我都要打开电脑,在窗口轻轻拂动的清风中,期冀盼望已久的信息闪烁。完全由大运河沿岸的民众自发组成,一个基于大运河遗产小道上进行的长期公益项目正在进行:在第6个中国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大家在同一个时间段,在不同地点,沿着同一个方向记录大河的景观,并以之由后人判断我们是否真实完整地呵护着它。这个项目的难点和激动人心的地方都是源于同一个目标点:能够有足够的人来参加,将沿岸的重要地区都串联起来吗?


这个实验的答案当然是圆满的。但是其目标值得关注。真实完整,开始成为公众参与的基础性初衷,这远远超出了单纯“参与”的意义。在文化遗产视角下,传播和公众参与都将清晰地呈现出真实完整、持续、互动、平等的四大特点。

 


正在到来的金秋,是收获的季节。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最初预备文本完成的同时,“大运河遗产小道”也完成了杭州示范段的科考工作。这条可以跋涉大运河全程的小道(THE GRAND TREK),是完全由公众提出、公众参与、公众建设、公众分享的文化遗产线性公共体验路线。其具备三个典型特征:必须位于大运河本体之内或遵循历史路线;强调联通,不破坏任何风貌;只能步行或者骑行并可使用GPS定位。以突出真实完整、环保、时尚的受众需求为目标,大运河遗产小道已经从社会学、传播学、美学等多个学术层面进行了理论构架研究。通过在示范段的调查可以看出: 1.遗产小道的方法,比引导受众只到运河边一地或一个景点更有效果;也更容易产生GDP;2.体验真实、完整性,遗产小道的线性时空展示效果,要有效于单一的景点;3.因为强调的是尊重遗产范围内的连通,所以遗产小道的综合效益更好,投入明显少于但产出会持久多于单一的景点(如图) 。


时至今日,大运河的“美”吸引着公众参与大运河遗产小道的实践,而这种“美”的体验有着“双重过程”:其一在于它以大运河文化遗产作为审美对象,以审美体验为切入点,更好地感受原生态的运河文化;其二是通过“亲历”、“探索”、“分享”和“贡献”,使生物生命、精神生命、社会生命得以完善和超越,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大运河遗产小道的美学意义》靳秒 2009.09)。大运河遗产小道可以为当下线性文化遗产因审美价值深度发掘和参与平台的缺失而带来的公众参与缺乏这一难题提供新的阐释答案。


据此,我们可以准确说出的是,仍以大运河为平台,文化遗产传播将出现为多元主体的特征。也就是说,传播同样能由公众主动发起并产生互动价值。人们不但监督文化遗产的传承,更会从中分享文化遗产带来的认同感和自豪感。那时,将不仅仅是大运河这三个字,更多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是友谊、勇气、忠诚、平安、爱与奉献乃至美味.....


到201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已经走过了4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此纪念的主题是“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地方社区的作用”。在大运河沿线,生活着将近3亿人民,遗产小道也串起了无数的沿岸社区。他们能从世界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受益吗?这种受益,一定要以紧张对立的形式呈现吗?遗产小道的最终目的,不仅是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河边,更盼望在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的社会环境中,引导并尽最大的力量体现公众的价值取向。


我们能做到吗?


这条大河,会给我们所有的答案。

 
 
杂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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