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弘治元年，即公元1488年，朝鲜的一位中层官员崔溥在海上乘船时遭遇风暴，他同他的同伴们漂流到了中国浙江临海县的海边。上岸后先被疑为倭寇，澄清身份后被一路从浙东护送到了北京，又从北京返回到了朝鲜。回国后，崔溥用汉文写了一部书《漂海录》，以日记方式写下他在中国四个半月间的所见所闻。

其中，他从杭州到北京这段旅程正好是走的大运河。从农历二月十三日在杭州登船启程，到三月二十八日到达北京，这段水上旅程共走了45天。

历史学者姚汉源在他的《京杭运河史》中提到，在清乾隆时，这段距离为3669里，设49驿站，即水行49日可到。明朝时，学子归有光赴京会试，自苏州登船，到天津杨柳青上岸，走了35天；清道光年间，学者包进臣吴锡麒从临清上船南下，到扬州只用了18天。所以姚汉源总结说，如果是和平年代，日行八九十里应是个平均速度。

而崔溥走大运河时，正是明朝“弘治中兴”的和平盛世，他满眼看到的大运河繁华似锦。他以一个外国人的新奇眼光和良好的汉学功底逐日记下文字，忠实写出了当时大运河的好光景，我们不妨跟着他在五百多年前大运河上走一遭，也好体验一大运河在盛年时的风华。

桥：水上彩带

二月十三日

自杭州登程。是日阴。……城内所过城门十四，大桥十余，庙三，铺二。……重城外有吴山驿，驿前又有吴山铺，又三大桥，四门，皆忘其名。自门外可十余里间，市肆相接，亦与城中一般。行至天妃宫，宫前即德胜坝河，河边画舫绋  

不可胜数。……夜过通示桥等三桥，桥以水广皆设五虹门，甚高大。

崔溥说，他从杭州登船时，看到了数不胜数的桥。许多桥，他还没知道名字，就过去了。大运桥河上的桥究竟有几多？当年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诗句描写苏州城，古往今来，在大运河上建的桥难以数清，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 波罗游记》中说，元初的杭州“各种大小桥梁达到一万二千座。那些架在主要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的桥，桥拱都建得很高，建筑精巧”。

而留给我们今天最出名的运河之桥，有杭州的拱宸桥、广济长桥和嘉兴的长虹桥，它们被并称为“运河三桥”，是大运河浙江境内仅存的三座大型明清古桥梁。

在崔溥登船的时候，拱宸桥还没建起，它建于崔溥经过此地143年之后，即1641年，它现在是杭州古桥中最高也最长的石拱桥。拱宸桥所在的位置，正是京杭大运河南端起点。作为货物集散地，这里曾盛极一时，除了拱宸桥，这里还有大关桥、德胜桥、卖鱼桥等，拱宸桥西，即小河直街，那里保持着最具古老特色的青瓦青砖的明清老建筑，数百年来应运河而生的人们世世代代就居住在里面。

在中国文化中，“宸”是指帝王居住的地方，而“拱”即拱手，两手相合表示敬意。每当帝王南巡，这座高高的拱形石桥就象征着对帝王的相迎和致敬，拱宸桥由此得名。明崇祯四年，当地的一位举人祝华封，募集资金把桥造了起来。清朝顺治八年，桥曾坍塌。到康熙五十三年，布政使段志熙倡导并率先捐款，林云寺的慧辂和尚竭力相助，历时四年，建成现在的这座拱宸桥。桥长98米，高16米，桥面中段略窄为5.9米宽，而两端桥堍处有12.2米宽。想来，当年乾隆下江南也该受过此桥一拜吧。

同治二年（1863年）秋，左宗棠率湘军及“常捷军”向杭城的太平军猛攻，由于拱宸桥桥心设有太平军堡垒，经战火洗劫，桥再次濒于倒塌。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杭州人丁丙的主持下重修。1895年，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杭州列为通商口岸， 1896年在此地建立“洋关”，杭州开埠。抗战胜利后，“洋关”废除。日本人曾在拱宸桥桥面中间铺筑2.7米宽的混凝土斜面，以通汽车和人力车。解放后，杭州市人民政府规定禁止通行机动车。2005年，拱宸桥进行大修，这也是拱宸桥120年来头一次大修。2006年，杭州运河集团又将长3米、重2吨的护桥石更换。

数百年来，远走他乡的游子乘船回到杭州时，远远看到高高的拱宸桥，就知道，他回到家了。

当然，大运河上保存到今天的桥梁远不止拱宸桥一座。若以漂亮壮美而言，位于苏州城西三公里的宝带桥应是运河第一美桥。宝带桥始建于唐代，苏州剌史王仲舒献束身宝带，募集资金，延工规划构筑长桥，故得其名。这桥是用作纤道的，即纤夫拉船走的道，它并不高高拱起，而是设计为“宝带卧波”之长堤型。桥全长317米，宽4米，桥孔53孔，是我国现存的古代桥梁中，最长的一座多孔石桥，在周围青山绿水相衬之下，拟飘动在水乡原野上的一条宝带。崔溥赞美说，“至宝带桥。桥又有虹门五十五穴，正舟车往来之冲，跨儋台湖，湖山饶景，望若横带。”

城：兼具水陆

二月十七日

留泊姑苏驿前。是日晴。苏州即古吴王阖闾使伍子胥城而都之城。……自古天下以江南为佳丽地，而江南之中以苏杭为第一州，此城尤最。乐桥在城中，界吴、长洲两县治间，市坊星布，江湖众流通贯吐纳乎其中，人物奢侈，楼台联络。又如阊门、码头之间，楚商闽舶辐辏云集。又湖山明媚，景致万状。

从杭州出发走到第四天，崔溥到了苏州，留宿姑苏驿。苏州乃江南锦绣水乡的精萃之地，崔溥早在汉文读本中有所闻悟，今天亲临此地，自然不吝赞美之辞，只恨自己“乘夜傍城而过”，故白居易所说的七堰、八门、六十坊、三百九十桥，废旧添新胜景奇迹，他都看得匆匆没法详记。

苏州城确实了得。她在距今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开始建造，当时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在此地建筑一座吴国的都城。这城周长47里，辟有水陆城门共8座。这8座门分别是：阊门，是孙武、伍子胥等率吴军伐楚的出发地和凯旋地，所以阊门亦号“破楚门”；胥门，相传挂过伍子胥的头颅；蟠门，即盘门；蛇门；缪门（娄门）；匠门（干将门、相门）；“巫门”（平门）；齐门（望齐门）。

阊门也即是城的正门。崔溥在《漂海录》中说，他是半夜过苏州的，“夜三更，又乘月棹舟而北，过阊门，——阊门之外有通波亭临湖，亭前接屋连墙，舳舻如栉。”从阊门直到枫桥，那是明清时最繁华的十里商业街。船到了一个叫接官亭的地方停下来，他望到亭的西面有一座大塔，一问，原来就是著名的寒山寺，所谓“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他竟已经身在诗境。

到今天，苏州城八门之中，唯有“盘门”仍存。现在的盘门是1351年修筑的，这座城门水陆并峙气势雄伟。陆城门分内外两重，内外两道城垣构成长约20米的方形瓮城。城内可藏兵数百，古时战守，诱敌至城下，从城上放箭、坠石，宛如“瓮中捉鳖”，可全歼入侵之敌人，内城门北面左侧有和条坡度约为20度的城墙跑马道，直抵城墙顶上的一座由巨砖铺铺成的宽阔平台，锯齿形雉碟、女墙、射孔、闸口、关石、开井（防火设置）及眺望台俱在。城楼为1986年重建的。

与陆城门毗连的两道水城门，是沟通西南角城内外的唯一水路通道。内外两道水城门全用花岗岩构筑，高大的城门洞可容两船并列而过。每重门都用巨型闸门控制水流，闸门则由盘车提升或关闭。

盘门是国内唯一保留完整的水陆并列古城门，也是研究我国古代政防工事极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街：水中弄堂

二月十八日

至锡山驿。是日晴。……臣等自枫桥遇便风悬帆而北。东有虎丘寺，有塔；西有方山，亦有塔，皆望如柱天。过射渎铺、赵王泾桥，至浒墅镇。镇前有钞关，南北往来船至此湾泊点检，然后乃行。

离开苏州又走一天，崔溥到了无锡。无锡这座城市的繁华并不逊于苏杭，他在浒墅镇这个地方看到，镇前有收税处（钞关），南来北往的船只到此都停泊检验，方能继续前行。

无锡是因京杭大运河而生的城市。在大运河上，因河而生的城市很多，但无锡却十分独特。京杭大运河长达1794公里，无锡段只占了49公里，然而这一段大运河却是全国唯一穿城而过的，它北接长江，南达太湖，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商代。从有运河开始，无锡先民就傍河而居，因河设市，以河为生。

当年崔溥下榻的锡山驿，在今天的无锡仍有迹可寻，它就在“清名桥历史文化街”中。从无锡南门（望湖门）过南长桥走到跨塘桥，便可来到这个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运河“活化石”。这段古街区东起大窑路祝大椿故居，南至南长街南水仙庙，西至金钩桥街，北至跨塘桥，东西宽约600米，南北长1500米。在这里面，古桥、河道、故宅、古窑等一应俱全，整个融吴文化、运河文化、工商文化于一炉，完美彰显“江南水弄堂 运河绝版地”的特色。

崔溥到无锡的时候，清名桥还没建起来，它要在往后近一百年后的万历年间，方由本地南上塘的塾师秦太清、秦太宁兄弟俩建起来，他们是看到塘河两岸的人们来往太不方便，便节衣缩食造桥，据说桥建好时秦太清已经80岁了。这条大运河上需要这么多的桥，说明着这里的人口何等稠密，经济生活又是何等繁忙，我们单从“清名桥历史文化街”中所保留下的一连串遗址，都可以想象出这幅“城中水乡”的富庶图景：沿着运河两岸，都是热闹的明代瓦房阁楼，整条街道上排满前店后坊的店铺工场，有茶馆、酒楼、浴室、戏院、书场……如果乘船在水中游，就完全置身在“江南水弄堂”之中了。

崔溥在《漂海录》中记载，他过无锡时，遇上一位当朝太监正被官员们宴请，于是也请他上船聊天喝酒，聊的都是四书五经，朝鲜的法度等等，谈得高兴，临别还送他米二十斗、猪肉一盘、药果一盘、酒五坛，太监出手确实大方。崔溥告退后，记下了他乘船路过的一连串地名：普圆桥、普恩桥、浒墅铺、吴家店、张公铺、不平得胜桥、通兵桥、望高巡检司、马墓铺、纯安桥。这些地名，在今天的“清名桥历史文化街”中的何处？也许，它们已被悄悄地堙没在无名的废墟之下？

崔溥路过无锡时，没有记下这里的古窑群。这些古窑，位于古运河与伯渎港交汇处，它们起源于明洪武初年，至明代中期已具相当规模，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极盛时，这里的砖瓦窑有108 座，窑工近万人。至今，这里还有保存完好的古窑19座，所以有一条路就叫大窑路。这里是江南手工业的发源地之一，也是近代中国纺织工业的一处摇篮，19世纪末，杨宗濂、杨宗瀚在古街区左侧的羊腰湾兴办起无锡第一家近代企业业勤纱厂后，这里的丝厂就蔚然成风了，江南的富庶，得益于这里的人们总是开风气之先。

园：盐商富天下

二月二十二日

至广陵驿。是日晴。自水府神祠开船至扬子江。江边五六里，荡舟于陆者，前后相望。臣等悬帆至江之中。金山下，江豚戏浪，若战马群奔然。到西津渡码头石堤，建水竿于水中为长桥，往来者皆缆舟于桥下，缘桥登堤岸。

出发第九天后，崔溥到达扬州——即广陵。到扬州前，先要过长江。根据崔溥的记载，他们的船进入长江，悬起风帆，他看到江中的江豚戏浪，如战马奔腾，可见当时的生态环境真不是今天能想象的。船至镇江西津渡码头靠岸（古时西津渡分南北两个渡口，北为瓜洲，南即京口，也即王安石所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之地），他们沿着一条竹竿建成的长桥上岸，然后走过了瓜洲镇，到了是礼河（也叫镇上河），又登船继续前行。

崔溥是在晚间到达广陵驿的。第二天，他穿越扬州城。他在日记中写到：“府即旧隋江都之地，江左大镇，——十里珠帘、二十四桥、三十六陂之景为诸郡最，——所谓‘春风荡城郭，满耳沸笙歌’之地。臣等由舟而过，不得观望……”

崔溥所说“三十六陂”，在今天的扬州还有这个地名，宋时王安石曾以“三十六陂流水，白头想见江南”的诗句描写水泊而名传天下，而“二十四桥”，则在今天扬州的瘦西湖公园中。崔溥走得匆忙，无暇去逛园林美景，而瘦西湖的最盛时期，也是晚到清朝康乾年间方才达到巅峰。

明清时期，政府把盐业垄断管理机构两淮盐运史和两淮盐运御史设在扬州，使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大批盐商的进入，改变了扬州。扬州成了领时尚之先的消费之都。

盐商“这个群体在扬州的崛起和皇权对于盐的垄断是紧密联系的，因此他们讲究对皇家的‘报效’。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都是由当地的大盐商代替地方官员接待的。当时修建大量的行宫，甚至改写了扬州的城市格局，形成了以这些行宫为中心，以大盐商住宅、盐商书院、商业区、民宅逐渐扩散的城市空间。”扬州大学商学院教授黄叔成说。

瘦西湖早年是曲折的四段水体，形成年代不尽相同，最早的两段水体形成于隋代，后来经历代修筑开凿，形成一条绵延十来里的曲折水道，直通运河。清乾隆二十二年，瘦西湖开挖莲花梗新河，当时一些扬州的盐商，为了迎奉乾隆南巡，在湖的两岸争相建筑，大到楼台亭阁，小至一花一木，无不别出心裁，十里湖光，园林相接，连绵不断。所谓“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融南秀北雄为一体，有“园林之盛，甲于天下”之誉。这就是日后的瘦西湖。

今天在民间还流传着瘦西湖中白塔的故事。这座塔位于莲性寺内。说有一天，乾隆的游船到了五亭桥畔，忽然对扬州陪同官员说：“这里多像京城北海的琼岛春阴啊，只可惜差一座白塔。”第二天清晨，乾隆开窗一看，五亭桥旁一座白塔巍然耸立，以为是从天而降，身旁的太监连忙跪奏道：“是盐商大贾为弥补圣上游瘦西湖之憾，连夜赶制而成的。”原来这座白塔是八大盐商之一的江春用万金贿赂乾隆左右，根据北京白塔的图样，然后用盐包为基础，以纸扎为表面，在一夜之间制作而成的。

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但是将盐商们的暴富、他们对皇家极尽逢迎揣测的精明描写得活龙活现。有盐商为迎接乾隆首次南巡，在本无梅花的平山堂植梅万株供其观赏，这是确有记载的。但盐商们再有钱，他们修建的西湖只是“瘦西湖”，金山只是“小金山”，他们明白自己的位置：在中国这种官家社会，纵然再有钱，官永远大于商。

驿站：风雨兼程

二月二十四日

至盂城驿。是日晴。自邵伯递运所沿邵伯沿邵伯湖新塘……新塘石筑，长可三十里。又沿新开湖，夜二更到盂城驿。驿在高邮州城南三里。

这一天崔溥的日记很短，不过一百余字。盂城，也是高邮的别称，这个地名取意于宋代词人秦观描写家乡“吾乡如覆盂”的诗句。元代时，盂城驿叫秦淮驿。朱元璋称帝后，在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 年），令翰林学士考古订正全国俚俗不雅之驿名，一番“扫黄打非”，秦淮驿改名为盂城驿。

从杭州出发以来，崔溥一行基本是日行夜宿，沿途都住驿站，他很细心地记下了一个个驿站的名字，共56个，而盂城驿只是其中的一个。但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盂城驿的不同寻常在于它是这五十多个驿站中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的驿站。

在京杭大运河的三千多里水道中，大约每隔70里地左右就会有一个驿站，这是根据船只的日行速度设置的，既便于船只更换，又便于人员的休息。

在明代，驿站的任务之一是传递信息，下达政令；驿站的任务之二是为过往的官员和使者提供食宿。驿站设有驿丞，官位虽是不入流，但驿站内二百多人听他指挥，物资人员的调配他说了算。驿站的夫役，负责管理驿站的车船马匹，甚至还有兽医。驿站的经费一般来自当地税收。也就是说，都是公款支付。所以在驿站中留宿的，一般都是官员而非普通百姓。崔溥一行被认定不是倭寇而是国际友人后，也得到了这一公费旅行的待遇。

让我们来看看盂城驿。盂城驿原来规模宏大，有正厅五间、后厅五间、送礼房五间、库房三间、厨房三间、廊房十四间、马神庙一间、马房二十间、前鼓楼三间、照壁牌楼一座，在驿站的北面还有驿丞宅一所。驿站旁边还有秦邮公馆，驿站的东面还有马饮塘。如此规模的盂城驿在明嘉靖三十六年时毁于倭火，隆庆二年又重建起来的。

驿站还有鼓楼。高约15米，上悬“飞阁凌天”、“极目湖天”的匾额，还有“置邮传命”、“国之血脉”的题字。古时驿站击鼓报时极为重要，鼓声就是命令。巍峨高耸的鼓楼既可值更报时，又能站岗眺望，有重大喜事时在此报捷庆典。

一般说来，驿站的正厅是驿丞的办公场所，盂城驿的正厅也叫皇华厅，这里也是迎接高级官员的地方，后厅则是招待普通来客们的场所，叫驻节堂，还保持着为明代结构式样，其梁楹庭柱、门窗槅扇、桌椅几案，处处朴实无华、古色古香。左有驿丞舍、右为驿卒舍，还有传递文书的批单室。崔溥是在半夜到达盂城驿的，看来皇华厅也好，驻节堂也好，都无暇好好去看，只能洗洗睡了。

府：总督漕运

二月二十七日

过淮安府。是日雨。淮阴驿对岸，码头城门外，有漂母祠，其北又有胯下桥，即韩信寄食受辱之地。……自驿棹舟，傍淮安府。府即旧东楚州，实东南重镇。……新旧城间，隔一里许，湖水襟带于两城之内外，而城与人居皆在平岛中。过自南渡门而北至淮河。其间，有金龙四大王庙……清江闸、常盈仓门、天妃庙……漕运府、总厂东街、总厂西街……淮南、淮北、江南诸卫会于此，造船俱有厂。

正如崔溥所说，淮安乃东南重镇。这里是大运河的中段，是黄淮交汇的地方，也是整个漕运的咽喉所在。崔溥在此过淮河时，他记载道，“冒大雨过淮河，一名黄河”，当时黄河夺了淮河的出海口，二河合一，已经数百年了。崔溥文中所提到的“漕运府”，正是“漕运总督部院”，是漕运事务总管部门。明清两朝都把漕运总督府设在了这里。

京杭运河在元代真正南北打通，到了明代成为政府经济与政治上赖以维系的交通生命线。为了确保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无阻，明清两代王朝几乎是不计成本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给以保障。其中一个重要措施，便是专门设置了直属中央的京杭大构——漕运总督。

在朱棣做了皇帝，拟迁都北京后，漕运变得非常重要了。自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始设漕运总兵官，第一任漕运总兵官是平江伯陈瑄，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淮安。因此，宣德二年（公元1427），朝廷命漕运总兵官开府淮安。

到了清朝，漕运管理系统和河道治理系统职责上更加规范。顺治初年，清廷设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各一名，作为负责漕粮运输和河道治理的最高行政长官，官秩均为正二品。漕运总督的核心职责当然是漕运：凡湖广、江西、安徽、浙江、南直隶（清代称江南）各省设立粮道，皆由漕运总督节制，这些省之粮艘衔尾至淮安，悉经漕运总督查验，方能由运河北上。山东、河南两省的粮船虽不经此地，但亦必须按漕督的统一要求，由其下属官员督查，准时办好漕粮差事。此外，漕运总督还有权调动所管辖卫所的军队，我们从崔溥的日记中也可看出，这里是卫所（军队防御系统）的集中之地，他甚至还有巡抚凤阳等处的地方管理权限。所以人们也把漕运总督称为“漕帅”“漕抚”。漕运总督在清光绪三十一年撤裁。当时，黄河在山东改道入海，大运河北段被淤塞，内河漕运的意义也不大了。

今天，在淮安当年漕运总督府的遗址上，已经建起了数万平方米的遗址公园，还有一座中国漕运博物馆，可以领略当年大运河上盛极一时的漕运历史。

行宫：皇家威仪

二月三十日

过宿迁县。是日阴。朝，自古城驿过武家沟，溯白洋河、陆家墩小河口，至钟吾驿。驿前有皇华、蜚英、双桂等门。驿北乃宿迁县也。又过递运所，顺风张帆，疾行若飞。

这一天的日记，崔溥的船到了宿迁，天阴，但是后来赶上顺风，于是张开船帆，像飞一样前行。过了一百多年后，这里修起了一座龙王庙，即皂河镇“安澜龙王庙”，又过了若干年，它变成了大运河上一个重要节点：清朝乾隆皇帝乘船下江南的一处行宫。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开始，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结束，乾隆共六次南巡，其中五次在此停泊上岸，在庙内下榻。

乾隆在即位后，一心想仿效他的祖父康熙，康熙曾六下江南，于是他也来了六次。康熙当年下江南的目的之一是核心目的是为了治水：治理黄河、疏导淮河、接济运河。乾隆下江南，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阅河”，他每次都要实地视察黄河水情及徐淮一带的河防工程。乾隆二十一年秋，黄河在徐州孙家集漫溢决口，次年乾隆第二次南巡返京时，不畏水灾后正流行的瘟疫，执意亲临徐州察看灾情。在今天的安澜龙王庙中还留有一块乾隆的诗碑，就写的是他当时的心境：“皇考勤民瘼，龙祠建皂河。层甏临耸坝，峻宇镇迥祸。毖祀精诚达，安澜永佑歌。彭城将往阅，宿顿此经过。捍御方多事，平成竟若何。”乾隆说，捍卫边疆和黄河治水，是他心中两件大事，也可见当时运河作为朝廷经济命脉的重要地位。

治水是黄淮平原上人们的一件大事，所以在运河沿岸，祈求龙王保佑的龙王庙并不只一座。但安澜龙王庙因为兼作皇帝行宫，气概不凡。它共有大小殿宇22座，分布在三进院落中。左侧有御码头与京杭大运河相接。过禅门进入第一进庭院，正中是全庙最精美的御诗亭，乾隆五次在此题诗，刻成6米高的御碑，镶嵌在雕刻精细的碑座上。亭子东西面各有钟鼓，钟重约一吨，鼓直径1.4米，当年晨钟暮鼓，声闻数里。

乾隆的下榻处在第三进院落，院内植有柏、柿、桐、椿四树，取意“百世同春”。据说几十年前这里还有一张龙床，可惜在大跃进年代被食堂炊事员当柴烧灶了。

在清朝年代，皇帝出巡是件了不得的大事。为乾隆南下，当时在大运河沿线修了30余处行宫。皇家船队动辄一千多艘，队伍所到之处，道路要泼水清尘，石桥石道皆用黄土铺垫，水路码头按例要铺设棕毯。銮驾启动前，早有行在兵部官员和地方大员率领兵丁先往经过州县城内稽查清道。

运河因为是南北要津，河道狭窄，为免船只拥堵，往往在南巡的前一年冬天就催促运粮漕船和盐船提前开行，好为皇家让路。南巡时，往往正值春耕，但銮驾经过时，沿途地里的男女村民都要入村回避，村口桥头，都有兵丁守护。所经之处三十里之内，文武官员皆应穿着朝服来接驾，接驾仪式往往事先演习多次，还安排有八十岁以上老妇身穿黄绢外褂，手执高香跪接……

所以说，崔溥如果在运河赶上了中国皇帝出巡，除了与中国百姓们一起无奈忍耐，也别无他法了。

闸：节制进出

三月初九

至济宁州。是日晴。欲曙过闸，则乃石福闸也。又过赵村闸至南城驿，少停舟而行。又过真武庙至下新闸。闸在越河口迤西八百余尺。越河东密迩天井闸，北对会通河，二水纵横十字然。由闸、河而西者，或至流复溯；越河而上者，艰于逆挽。置此闸于两口之下，时水盈缩而闭纵之。

崔溥一行离开杭州走到第26天，到了济宁。在这里，他看到了一系列的闸：石福闸、下新闸、天井闸……。济宁，是大运河上的一处重要水利枢纽，这里汇集四面八方的来水，位置至为关键。崔溥对此有描述：“东北有泗（水）从曲阜，洸（水）从徂徕合鲁城东来，入漕河达淮以入于海。”往南，过了淮河就是南京，往西北有大湖，湖水往东分一部分水进入运河，往北分一部分水在临清进入卫河最后入海。入海口再往北是北京，南京北京之间有三千里，水都是从运河中部的济宁分流，济宁城东有洸河，城西有济河，“二河萦抱，合流于城南底”。

崔溥所看到的天井闸，是大运河上一处关键船闸。它在元代称会源闸，民间俗称大闸，始建于唐武德七年（624年）。元朝建立后，决心要开凿会通河，以打通整个京杭大运河。会通河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缺水难以通大船。为解决运河水的来源，当时的著名科学家郭守敬曾奉命对这一段水系进行过测量，泗汶都漕运副使马之贞建言“四水济运”，这四水是指泗水、府水、汶水和洸水。经过30余年的修建，以坝闸和引河为基本要素的济宁会源闸（天井闸）分水枢纽基本建成，泗水和汶河的水被导向运河，特别是汶水，有2/3的水经天井闸分水后流入大运河。

天井闸是一个复杂的由数十座闸坝组成的分水枢纽。在《元史·河渠志》中记载，会源闸（天井闸）以北有闸16座直至御河，以南有10座直至沽头。天井闸的建成，使得会通河的贯通成为现实。从而为整个元朝大运河的通航以至明清时期漕运通畅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会通河开通后运行却十分不畅。河水仍是时常浅涩，没办法通大船。当时为防止漕船过大造成堵塞，于是下令船只载重不能超过150料（每料大约相当于当时60斤），会通河南北端皆设置了宽9尺的隘闸，限制200料以上的大船进入。然而此令颁发不久，一些商船忽然变得狭长起来，宽度虽没有超标，长度却达百尺，能装五六百料，船入闸后没有回旋余地，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堵塞。官府只好在隘闸下加了两把相距65尺的标尺，限制长度。有时，即使船只符合所有规定，若会通河水不够深，仍然不能开闸放行。

元代会通河的效率非常低下的原因，还是因为水源不足，而水源不足又是因当时对于济宁的地势测量有误，这里并不是运河的最高处，最高处在济宁以北90里的南旺。济宁低而南旺高，往南旺方向分水，是“水往高处流”，当然不会理想。这一错误，要在明朝的工部尚书宋礼治运河时，在白英老人的建议下修建了南旺水利枢纽，才得以解决。

在南旺水利工程修好后，天井闸的地位降低，但它仍是运河史上的一个杰作。今天在济宁市，天井闸的闸墙以下的闸基保存基本完整，石料规整，仍可从中见证运河闸坝的高超砌筑技术和工程质量。

大运河上的闸坝有多少？没有确切统计，几百座应是有的。著名的有淮安的清江大闸，为当年陈瑄主持所建。淮阴籍剧作家陈白尘曾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写其亲见：“原来半里宽的河面，除了越闸分去不足三分之一的河水，其余的都奔向这狭窄的闸门而来，扰如千百人同时涌向几尺宽的小门一般，你冲我撞，都想奔突而出，于是互相激荡，形成汹涌澎湃之势，而两岸石壁，回声相应，遂发出震天价的怒吼……”有些闸坝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比如，比如扬州的邵伯船闸，已有千年历史，今天已经发展成一个最大通航船舶为2000吨级的Ⅱ级船闸。这一切，都不是500多年前的崔溥所能想象的。

南旺：运河之脊

三月初十

至开河驿。是日晴，大风。晓，发济宁城。西过分水闸至南旺湖。湖弥漫无际，但西望远山而已。……过大长沟、十字河、寺前、孙村等铺，又至汶上县地方。过界首铺、老坡闸，至分水龙王庙，有大水自东北来，至庙前分南北派。南派即臣所已经，顺流南下；北派即臣所将往，逆流而上。庙当其二水之分，故以分水名。问其东北来大水，则人曰：济河之源也。

 前一日，崔溥一行经过济宁，看到天井闸，那是元代遗下的水利枢纽，为打通会通河起到关键作用。但会通河通航后仍然水浅难通大船，这一问题是崔溥在这一日所看到的南旺分水工程建起来以后，才得以解决。

明朝建立，特别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朝廷决意要疏通这条南北大动脉，派工部尚书宋礼督办此事。当时宋礼率25万的疏浚大军奋战了几个月，仍不见成效，心中焦急。他在微服私访时，遇到了“汶上老人”白英。白英是位民间人士，却是对于水利极有见地。他对宋礼提出了84字的治运“白英策”：

“南旺者，南北之水脊也。自左而南，距济宁九十里，合沂、泗以济；自右而北，距临清三百余里。无他水，独赖汶水。筑堽城及戴村坝，遏汶水使西，尽出南旺。分流三分往南，接济徐、吕；七分往北，以达临清。南北置闸三十八处。”以后的南旺水利枢纽，就是依照这84个字建起来的。

首先，白英确立了南旺为大运河的最高点，即“水脊”。这一点后来为人们用现代科学手段的测量所证实，南旺为整个大运河的最高处，38米。后人常常为此惊奇，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民间“老人”何以有如此高超的本事，准确找到这个最高点？

按照白英的建议，宋礼在堽城坝的下游坎河口修建了戴村坝，拦住下泄的汶河主流。戴村坝在今天东平县东部仍然保存完好，那是一座400多米长的石筑大坝，从南向北伸去，若长龙横卧清汶两水之间。当年宋礼修此坝时，是一座全桩型土坝，但是在如此水流湍急、水面宽广的河面上建拦水坝仍是十分艰难的。后来此坝不断增筑，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总河潘季训在北端筑石坝，名曰玲珑坝。又过四年，尚书舒应龙在南端筑石堰防冲，名曰滚水坝，中留石滩泄水名曰乱石坝，自此形成一道三坝连接的拦河石坝，明清后统称为戴村坝。整个大坝为石结构，巨大的石料镶砌得十分精密，石与石之间采用束腰扣结合法，一个个铁扣把大坝锁为一体，气势磅礴，雄伟壮观。

戴村坝直到当今仍令水利专家们赞叹不已。它的妙处，在“戴村坝碑文”中概括得十分简要：“水高于坝，漫而西出，漕无溢也；水卑于坝，顺流而南。漕无涸也。”当汶河水特别大高于水坝时，水漫过石坝西去，对漕运没什么影响；当水低于坝时，河水顺流南下流入运河，运河再不会干涸了。

修筑戴村坝的同时，宋礼又修建了一条引水渠——小汶河，使拦蓄的汶河水流到了南旺分水口，这个运河的最高处。在这里设闸分流，使水流七分向北，三分向南，所以南旺一直有“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民谚。水到这里分流的比例，是怎样控制的？有专家考证，在小汶河与运河的交汇处，有一300米长的石坝，石坝中间是梭形的鱼嘴石，这与都江堰的鱼嘴十分相似。据说在20多年前，这种鱼嘴分水的形式还能看得出来。

另外，在南旺又修建了南旺湖等湖，使多余的济水流入南旺湖等运河“水柜”，以济常年之用。

在宋礼、白英治河时，南旺还没有完全取代济宁的天井闸。到了1481年前后，这里又增加了南北两闸：南闸在分水口南5里处，名柳林闸；北闸在分水口北5里处，名十里闸。完善了南旺的功能。后人在评论南旺的分水功能时，也提到这两闸的启闭控制在调节进出水量上的重要作用。至此，南旺分水工程完全取代了天井闸，并成功运行了近五百年。

这之后，会通河的漕运通航能力完全改观，有数据说，它已经“10倍于元代”。

当年崔溥在路过南旺时，南旺分水工程已经启用。崔溥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他在南旺工程的核心处，看到有一座龙王庙，在这里，济河的“大水”从东北而来，到庙前分成了南北两派。他就是乘着南面那派水而来，将要乘着北面那派水继续北上。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陪同他的中国官员坚持要到龙王庙去烧香礼拜，说这个龙王庙很灵验的，从这里路过的人都要去拜，不然怕是有风浪之险。他让崔溥也一同参加，而崔溥却执意不肯。他的理由完全是儒家书生式的：祭山川，是诸侯的事情，我只是个士子百姓。我只能祭我的祖先，不能做越礼之事。中国官员最后也只好不让他勉为其难了。

其实，真正保佑崔溥一行在大运河上平安旅行而免遭风浪之险的，与其说是龙王爷，不如说是那些聪明睿智的中国水利工程师，千千万万付出血汗甚至生命的中国民工，那些为修建大运河殚精竭虑运河官员们。

墓：望乡的国王

三月十八日

过德州。是日晴，大风扬沙。平明，过盂家口、兵马口、马家等铺、四女树、文英门、刘皮口铺、得意门、大浮桥至安德驿。……夜过德州城。河抱城，西而北。城即古平原郡也，土广人稠，商旅所会。至泊名不知河岸。

这一天，崔溥和护送他的中国官员讨论礼仪。中国官员问：你们国家招待客人用茶吗？崔溥说，用酒不用茶。中国官员就说，我们对客人都用茶，如果有情分深厚的或是远来的客人，也有用酒的。他们讨论间，船就过了德州城。

崔溥和护送的中国官员可能并不知道，就在德州城里，安葬着一位远方来的贵客，他这就是古苏禄国的东王巴都葛叭答剌，这个国家位于今菲律宾南部苏禄群岛上。

说来话长。苏禄国与中国的交往早在唐宋时期就开始了。明朝始建立时，对外曾非常开放，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以及薄来厚往等外交政策对海外诸国产生了极大向心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古苏禄国的东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和峒王叭都葛巴剌卜三位国王，率领其家属及头目共340多人乘船前往中国朝贡，他们应该是从福建登上中国土地的，然后向北京进发，两个多月后，终于到达明都北京，受到明成祖朱棣的接见，盛情款待并优厚赏赐。他们在北京共停留27天，然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苏禄国王们应该来回都走是京杭运河，不幸的是，当回来的船队行至山东德州时，东王巴都葛叭答剌突然病逝。朱棣闻讯后很重视，随即派遣官员赐祭，以亲王之礼将东王遗体葬于德州，并赐谥号“恭定”。次年，朱棣亲自为东王墓题写了碑文，这块碑，仍然保存在德州苏禄王的墓地，即“御制苏禄国东王碑”。

巴都葛叭答剌信仰伊斯兰教。于是，在他长眠的中国山东的这块土地上，建起了一座清真寺来陪伴他，被称为北营清真寺。该寺坐落于苏禄王墓西南，是一座坐西朝东的长方形院落。斗拱飞檐，红门金瓦。走进大门，南北厢房分列两侧，布置为讲堂、沐浴房等。礼拜殿的殿额及门窗极富伊斯兰风格：浅蓝色的底子上描画着白色云纹，寓意为蓝天、白云；下面则是金色回纹为装饰的拱形门窗。整个礼拜殿虽然规模不大，但结构紧凑，简洁质朴。

根据学者王建峰、魏燕利的研究，在东王下葬后，其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剌及王妃葛木宁等10人留下守墓。守丧三年后，明政府请他们回国，然而他们却愿意继续留在德州。明朝政府给予了留守人员及其后裔较为优厚的待遇：一是划拨祭田238亩并免除一些赋税；二是供给留守人员及其后裔一定数额的粮食、布匹、钱钞等；三是从山东历城迁马、夏、陈3户回民以供役使。数百年过去，昔日的异国王族后裔已经融入中国百姓之中，但是他们并未忘记祖先，也谨守着宗教礼规。2005年，苏禄王的第17代孙安金田等终于得以回到菲律宾的故土祭拜先人。

一位异国君主客死他乡而不能叶落归根，这引来中国的文人士大夫诸多感慨。其中最有名的，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过苏禄王墓诗》：“丰碑遥见炳奎题，尚忆先朝宠日磾。世有国人供洒扫，每勤词客驻轮蹄。九河冰壮龙狐出，十二城荒白鹤栖。下马一为郯子问，中原云鸟正凄迷。”

庙：神佑吾民

三月二十四日

过天津卫。是日阴。晓，过直沽城，——河名即沽水也。——至天津卫城。卫河自南而北，即臣所沿来之下水也。白河自北而南，即臣所溯去之上水也。二河合流于城之东以入海。城临两河之会。海在城之东十余里，即旧时江淮以南漕运皆浮大海复会于此，以达京师。今则疏凿水道，置闸闭纵，舟楫之利通于天下。城中有卫司及左卫、右卫之司，分治海运等事。城东有巨庙临河岸，大书其额，臣远而望之，其上“天”字，其下“庙”字，其中一字不知某字也。

崔溥一行离开杭州已经一月零十天，到达了天津，北京城已遥遥在望。在他的日记中，精辟点出了天津城在大运河中的重要位置：她是大运河的关键交通枢纽。这里不仅是大运河的南运河和北运河的交接之点，也是昔日海运船只北上的终点。在元朝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改河运为海运，南来的漕船经海上抵达天津，再转运北京。

所以，天津才会有这样一座“巨庙”：天妃庙。崔溥远远看去，只看清了“天”字和“庙”字。在今天，天妃庙被称为天妃宫，天津人也称为娘娘庙，而天妃，实际指的是妈祖，那是福建一带的护海女神。

在天津有一句流传很广的民谣：“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城”。天妃宫确实比天津城的历史早很多。公元1214年，也就是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因河道漕运困难，元朝政府决定改为海运。到元仁宗延佑3年（公元1316年）时，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一带，“舟车枚会，聚落始繁”，政府决定将这里的地名从“直沽寨”改为“海津镇”。但是，海上行船仍然是有相当大风险的，船工与商贾为祈求平安，都要去拜妈祖（天妃娘娘）。到了元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时，皇帝下诏海津镇三岔河口建立起祭祀庇佑漕运的海神天妃的庙宇，供船工、水手、商贾及过往官员朝拜。所以说，这座庙的最初缘起，还是政府行为。

到了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永乐皇帝朱棣为纪念他在三年前的十月二十七日在天妃庇佑下，率兵从直沽渡河奇袭沧州的胜利，下诏重建天妃庙。次年又将直沽赐名“天津”。也就是说，天津还真的是在天妃宫建起78年后才有的。

天后宫坐西向东面对海河，占地面积5352平方米。而我国的寺庙一般都坐北朝南的，天妃宫为什么如此？因为她要保佑的是漕运水利，而津门的三岔河口是漕运的咽喉要害，在这里建起天妃宫，是为适应船工、商贾及官员因航运繁忙无法登岸的需要。所以当年的崔溥可以在自己的船上一眼就看到这所“巨庙”。

整个天妃宫，从东至西由戏楼、幡杆、山门、牌楼、前殿、正殿、藏经阁、启圣祠以及分列南北的钟鼓楼、配殿和张仙阁等建筑组成。今天在天妃宫原址，还开辟了天津市民俗博物馆。

说起来，祭拜妈姐的庙宇在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多达千余处，但天津的这座天妃宫却有“三大妈祖庙”之一的美称，与福建莆田的湄洲妈祖庙、台湾北港朝天宫并列。天妃宫的香火后来一直未断。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到天妃宫烧香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不过，后来的香客们祈求的不再是出海平安，天妃在信徒们心中已经变成了诸事之神，比如“子孙娘娘”、 “癍疹娘娘”、“送生娘娘”等等。中国老百姓对信仰的需求是相当实用的。

仓：广积皇粮

三月二十八日

至北京玉河馆。是日晴。舍舟乘驴，过东岳庙、东关铺，至潞河水马驿，一名通津驿，中门大书“寰宇通衢”。驿西有递运所，西北有通州旧城。……臣等于新城西门外乘驴，过永济寺、广惠寺至崇文桥。桥在北京城门之外。……臣等步入皇城东南崇文门，行至会同馆。

从二月十三日在杭州登程，走到第四十五天，崔溥一行终于到了北京。崔溥所记下的玉河，即通惠河。他们上岸后，骑驴从通州前往北京城，进了北京城的崇文门后，他们步行走到了专门接待外国客人的“会同馆”。第二天，他们将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前往京城的兵部去拜会。

在他们路过通州时，崔溥记下了一串地名：尚义门、大运中仓门、进士门、新城第一铺、大运西仓门、玄虚观等，有两处都带有“仓”字。通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终点，南来的船只要在这里卸下货物，这里当然仓库众多。

而在北京，更建有一大批仓库。明朝时的北京城，每年从大运河运来的粮食达400万石，比元代时多了几倍，所以在明代，建有“京师十三仓”，它们是：京城的禄米仓、南新仓、旧太仓、海运仓、北新仓、富新仓、兴平仓、太平仓、储济仓、本裕仓、丰益仓，加上通州的中仓、西仓。

然而到了今天，在北京虽还有禄米仓、海运仓、北新仓等地名在，但这十三仓中唯有南新仓完整保存了下来。

在古代，仓是总称，廒是贮粮库房。明朝时期南新仓的仓廒，每3间为一廒，后改为一廒5间。每廒面阔约23.8米，进深为17.6米，高约7.5米，南新仓与城墙一样按军事标准建造，全部用大城砖砌成，围墙墙厚达1.3米至1.5米，廒架结构基本采用独棵圆木的中国传统木架结构，巨大而珍贵的木料产自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山西等地，圆木直径在30-60厘米之间，结构十分稳固。到了清代，又修了排水防潮的设施，每座仓廒除有气楼、闸板外，还“用竹气通高出米顶之上”，仓库保持恒温，仓粮历久不坏。

在大运河上，除了京仓，为转运方便，在天津、临清、淮安等地亦设有粮仓，杭州富义仓也是一处著名粮仓。这座粮仓建在运河畔距拱宸桥1公里处，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时，浙江巡抚谭钟麟因原仓库不敷存储，购买霞湾民地十亩，再建仓廒。清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粮仓建成，共四排仓储式长房，可储存谷物四、五万石。同年冬天，谭钟麟调任陕甘，临行前将仓库命名为富义仓，命名取“以仁致富，和则义达”之意。

有人把南新仓、富义仓等比喻为今天的粮食储备国库。但是这些“天下粮仓”的含意是不同的。运到北京皇家粮仓的粮食，其支用有严格规定。在清朝时，运到北京的“白粮”（即粳米、糯米），只能供皇室和百官食用，其他粮食，是八旗官兵的俸禄，平民百姓是绝对不允许吃到这些的。只有三种情况例外：过期霉变、散落的脏米和仓粮有富余的时候。所以，南新仓里的米，是只供给有身份吃皇粮的人吃的。

在今天，提到运河边的粮仓，有“北有南新仓，南有富义仓”之说。它们站在大运河的南北两端，也昭示着这条大运河修建之初的用意：将天下的粮食源源北运，维系帝国的首都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