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于淮安这座城市，会让人无端涌起许多思绪。当你于一个阴沉的午后，漫步运河河堤，水雾弥漫的运河，似乎随时会悠然钻出一艘中世纪的木帆船；河堤旁叉出一条花街，据说百年前，这里是水手们寻花问柳之地，如今，街边的灰砖墙上嵌着一块“不可移动文物”的标牌。好奇驱使着林荫路延伸，却被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路截断，老人们的眼里闪着光：“过了运河就是石码头啊！”目光移过汽车噪音与尾气，一块造型笨拙的牌坊赫然矗立街口，上书：东大街。牌坊下的三轮车不知疲倦地叫着“毛蛋、活珠子……”，主人却不知何处。

这就是淮安，让人时空错乱的淮安。这里的历史过于沉重，寻访遗迹，或置身典籍，既惹人痴迷，又令人困惑——跨越千年的兴衰轮回、战和更迭，即便是书写一部最简明的城市编年史，也绝非易事。这里的地理太过复杂，山川位移、沧海桑田，地方耆旧也未必能道明了，一个最为怪异的地理反差：名为淮安，却并无淮水，而突兀的冒出一条黄河。

这座城市适合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人类的自大、短视以及羸弱，在天地的无常面前，显得何其滑稽与渺小！这座城市也欢迎曹雪芹，只有经历彻底的繁华与没落，才会明了镜花水月，从容迎面荒诞的世界。淮安同样欢迎布罗代尔这位醉心“长时段”的历史学家，每座城市皆有自己的命运，冥冥中似有天数，生于其斯的众生或可感之，却无法更改。

没有船的河流

淮安的历史不在于一亭一阁、一碑一庙，虽然淮安从不缺乏这些。真正呈现这座城市的特质、并且有资格讲述城市历史的，是三条河流——运河、黄河和盐河。在中国传统的城市格局中，城市通常傍水而建，位于两条河流交汇处（即所谓“汭”）的城市也为数甚多，但像淮安这样，三条河流在间隔仅5公里的狭小区域，并行流过城区，且这三条河流皆是跨地域的重要河流，则极为罕见。

淮安开通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江、淮。隋炀帝将邗沟改道取直，连接都城洛阳。元代建都北京，运河再次改道，此后四百余年，运河一直是沟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可以说，淮安的建城，始于运河，而两千余年的兴衰更迭，更与运河的命运息息相关。当魏晋、宋辽南北割据，或是元代海运取代河运之时，淮安皆落于城市发展的低谷。有趣的是，淮安最为的兴盛时期，并非运河全线贯通无阻的隋唐，而是运河“半通不通”的明清时期，这与青藏铁路全线贯通之前的格尔木颇为相像。明中叶黄河全流夺淮，运河愈发难行，官方规定淮安以北只允许漕运船和贡船通过，其余大量旅客和民用物资必须于此转运陆路，即今石码头牌坊所书之“南船北马、舍舟登陆”。此举使淮安呈现井喷式发展的盛况，赢得“九省通衢”的美誉。据雍正年间的一份奏折记载，仅在石码头领有营业执照、专为往来行旅服务的脚夫就有约12000人，其他诸如船厂、旅社、车店、镖局，以及饮食、娱乐业等，皆欣欣向荣，无人感知大限将至，繁华转瞬即成云烟。

较之运河，淮安人对于黄河的心态要暧昧、复杂的多。历史上，黄河下游“善徙、多灾”，两岸居民莫不闻之变色，避之唯恐不及，唯独淮安人对其爱恨交加。从12世纪黄河夺泗入淮到19世纪中叶北徙，黄河从淮安城边（准确的说，是“头顶”）流淌了七百余年，使其成为黄河流域最南端的一座城市。黄河对淮安的影响，一方面造成了淮河流域水系絮乱，使原本的“鱼米之乡”环境恶化、灾害频发，而当时“治黄”的重心在于“保运”，对此祸端听之任之，惹得今日之史学家哀叹“被牺牲的局部”；另一方面，黄河将运河于淮安截断，自然界演出“周瑜打黄盖”的好戏，无意中竟将淮安打造国家级交通枢纽中心，河道总督（相当于今日之交通部）入驻淮安，带来白花花的中央库银，为淮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盐河是流经淮安城区的三条河流中最北的一条，相对于运河与黄河，它的历史并不久远，地位也并不显赫，这条连接今淮安市与连云港市的河流，全长仅152公里，但在明清时期却是汇聚财富的黄金水道，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省所食食盐，皆由淮北盐场所产，并以淮安为口岸，转运诸地。所谓“天下盐利淮为大”，一时间，商旅辐辏，运盐船百舸争流、桅帆如林，诸省盐商也纷纷在淮安建立各地的商号、会馆，丰富了淮安的城市文化形态。与运河、黄河“国家利益至上”的管理理念不同，盐河的运作呈现出可贵的地方主义色彩，作为国家专营的食盐，最早于1831年即在淮安进行过打破官商垄断的改革；而当盐河航运与周边农田水利发生纠纷时，也不乏作为弱势的农民阶层胜诉的案例。

黄河带来权力，盐河汇聚财富，运河传递信息——如果这三条河流继续在岁月中流淌，今日的淮安将会是一副怎样的情景？历史无法假设，作为传统中国最具活力的一座交通枢纽，这座城市伴随传统中国的没落，不可避免地跌下神坛。1855年，黄河改道北徙，南河总督裁撤；“半通不通”的运河彻底淤塞，漕运总督亦名存实亡，旧淮安的两大“支柱衙门”先后坍塌；而给予这座古城致命一击的，是1912年津浦铁路的开通，这条原本规划通过淮安的铁路，最终因保守派的激烈反对而被迫更改路线，其反对的原因居然是——淮安太重要了！在内阁大臣张家骧的奏折中，我们听到了此番描述：“清江浦（即今淮安市主城区）乃水陆通衢，若造成铁路，商贾行旅，辐辏骈阗，必较之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工于贸利，其从旁觊觎，意想可知。”

百年前冠冕堂皇的理由，却让今天的淮安人哭笑不得，感叹造物弄人。从此，在洪泽湖西岸，火车于轰鸣声中拽着厚重的国度奔向现代，而在东岸的运河上，波光桨影继续，只是繁华不再。

2005年夏天，淮安开出了第一列旅客列车，此时，它还有翻盘的机会吗？

舌尖消费惊人

逝者如斯，河流卷走了昔日的光荣，留下了什么？一言以蔽之：“吃喝玩乐”。如果淮安人民不喜欢这样的说法，那我换四个字，叫做“享受生活”，或者用一个时髦的说法——“幸福指数高”。

先说说吃。淮扬菜与鲁菜、川菜和粤菜并称中国四大菜系，且是唯一一个不冠以省名的菜系，代表菜系有软兜长鱼、平桥豆腐、开洋蒲菜、文楼汤包等等，珍馐美馔数不胜数。张光直先生说：“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它的肠胃。”中国人向来以食为天，神州无处不佳肴，而淮扬菜、或者进一步说淮安菜，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够透过美食，窥探隐藏在这座城市深处的秘密呢？

毋庸讳言，淮安菜的兴旺发达有着一段并不光彩的渊源，它直接得益于清王朝两大驻淮机构的公款吃喝。从雍正七年至道光末，河道总督衙门年均获取库银近千万两，而其去处，用于整治河道者，不到三分之一，其余大多贡献给了这座城市，淮安成为满清王朝最大的财政漏斗，据初略估算，百余年间挪占公款3亿两白银用于大吃大喝。同府而治的漕运总督也不甘落后，与河道总督你邀我请，争奇斗艳。河道总督以“全羊席”闻名，漕运总督就争锋相对发明了“全鳝席”，《清稗类钞》记载了当时全国五大名筵，淮安的全羊席、全鳝席独占其二。

挥金如土的公款吃喝造成了淮安饮食业的畸形繁荣，对于没有背景的穷苦百姓而言，“善庖”无疑是改变命运最为现实的选择。在运河鼎沸的年代，淮安厨师享誉全国，达官贵人礼尚往来，竟以馈赠“淮厨”为时尚，慈禧太后更是多次向漕运总督索要“淮厨”入宫。清代淮安有个叫秦焕的人，早年学厨不成，不得已只好读书，后来竟然考了进士、入了翰林，官至广西按察使，成为淮安厨师津津乐道的一段佳话。遥想当年，淮城名厨汇聚，推陈出新；食客盈门，杯觥交错，“脂膏流于街衢，珍异集于胡越”，淮安菜于此名扬天下。

饮食文化的传承出人意料的稳定持久，运河衰了，衙门撤了，淮安菜却并未销声匿迹，而是从官府菜悄然转身为民间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虽然在材质选择、奢侈程度上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淮安菜的精髓，如融汇南北的口味、精美卓伦的刀工、富于变化的创新，依然可以在淮安的街头餐馆、乃至普通百姓的饭桌上一睹风采，令人依稀品味运河时代的闲适、精致与优雅。

无酒不成席，淮安的酒文化同样蕴含深意，回味悠长。淮安人嗜酒，据说这里的麻雀也能喝二两。坐拥酒乡，老淮阴人至今念念不忘的，是曾经的“三沟一河”。尽管由于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三沟一河”中的洋河、双沟二酒，划归宿迁市；汤沟酒归属连云港市，淮安仅剩高沟酒一枝独秀，但淮水两岸的人民在酒的选择上，从来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者；网络上尘嚣甚上的地域攻击论调，也鲜有将酒列为对象，难怪某些主张恢复老淮阴行政区划的支持者，会以“三沟一河再聚首”为号应。酒是社会的粘合剂，固然，淮安人在酒桌上耗费了太多了精力与才智，但或许他们也能在酒桌以外做做文章。

乐享闲情游戏

淮安人的爱玩，是出了名的，也常常遭人诟病，批判者们从中看到运河时代纨绔子弟的旧影，这没错，但若藉此全盘否定，则大谬矣。中国的正统文化对于“玩”向来不屑一顾，认为“玩物丧志”；而荷兰学者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一书中，赋予游戏以高度的严肃性，认为游戏与理性、制造同等重要。赫老先生若是健在，淮安市政府应该授予其“荣誉市民”的称号，并且热烈欢迎他来淮安考察独特的“游戏文化”。

譬如，麻将是国粹，国人皆爱之，但淮安人却创造性的将麻将与戏曲结合起来，发明了“麻将歌”，每打一张牌，皆以两句或四句的小调唱出，你方唱罢我登场，不明玄机者往往误以为这家人在搭台唱戏。麻将歌的歌词大多为即兴创造，同一张牌，唱法五花八门，内容无所不包，例如七万的唱法，既有“七姐下凡找牛郎，气坏天上王母娘”，又有“七十四师张灵甫，小命丧在孟良崮”，还有“切点肉丝炒蒜苗，烫壶老酒乐逍遥”等等。淮安是淮海戏和淮戏的故乡，我们即便不能断言它们诞生于麻将桌，至少不能否认二者根植民间的密切联系，更重要的是，如果认为戏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凭什么看不起麻将？

掼蛋是淮安人近年来新发明的一种扑克玩法，它诞生于运河畔的南闸镇。这种游戏综合了斗地主、争上游和八十分诸种玩法，充分体现了淮安人民从运河时代延续至今的融会贯通的创造力。如今，掼蛋风靡大江南北，在“输出价值观”和“地方知名度”至上的年代，掼蛋以零成本的方式唱响了淮安的品牌，是一张亲和力极强、性价比极高的城市名片。然而手握这么一副好牌，淮安相关部门并没有想好该怎么打——“玩”算是文化吗？很多淮安人依然有这样的顾虑。

最后还得说说淮安的“澡堂文化”。16世纪的德国人有句谚语：“若要想快快乐乐地过一天，那就去澡堂吧！”提起澡堂，大多数人会想到扬州，其实，澡堂在中古时期曾遍布全球，在中国、在日本、在中世纪的欧洲，澡堂的形态大同小异。淮安的澡堂并无奇异之处，却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一段佳话，一千年前，苏东坡在泗州城泡澡堂，其《如梦令》记录了他和搓澡师傅之间的对话——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

很多后世的评论家不相信这话出自一位搓澡师傅之口，认为这是苏东坡“虚设”的对话，那么请你们来体验一下淮安的澡堂吧。尽管更为现代化的洗浴设备早已走近千家万户，许多淮安人依然割舍不下对澡堂的偏爱，在淮安人的眼里，澡堂不仅仅是净身之所，更是维系自己与这座城市关系的重要纽带，很多老市民甚至一辈子都固定在一座澡堂洗澡。如果说现代城市以居委会或街道来划分片区，那么在老淮安，澡堂则是凝聚城市的节点，人们这里在抒发心情、交流信息，搓澡师傅无疑是众人的焦点，讲出这番令苏东坡心服口服的话，不足为奇。

如今，这座被誉为“东方庞贝”的泗州城，已经在洪泽湖底安然沉睡了三百余年，每到枯水季节，城墙的墙垛奋力挣脱水面，向人们展示它曾经的容颜，也为这位赤子情怀的诗人做了最好的注脚——浮华散尽，人生苦短，且共肉身游戏！

双城记与“大淮安”之梦

2012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和一位师弟前往淮安区（当时还叫做楚州区）图书馆查阅古籍，此地虽然仅是淮安市的一个辖区，但这家图书馆却收藏着记录淮安历史的众多珍贵典籍。大饱眼福之后，我们返回市区，在公交站台询问“怎么去淮安”，众路人竟以一种急切而不容分辩的语气向我们反问：“是去淮阴吗？”师弟一脸茫然，我虽有些不快，却也随口应承，对方这才告以公交车次。当晚才知淮安市楚州区更名为淮安市淮安区。

距离上一次更名不过十年，2001年，原地级淮阴市更名为淮安市，原县级淮安市更名为淮安市楚州区。此次更名的初衷，据当时的一份政府文件显示，是为了“充分利用原县级淮安市的历史人文等资源，提升本地区整体知名度。”众所周知，尽管原淮阴市和淮安市都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但在大部分历史时期，淮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繁盛程度均较淮阴略胜一筹，仅在上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淮安才变成地级淮阴市下属的一个县。所谓风水轮流转，两座城市的市民经历过同样的盛衰轮回，对于此番地位升降并不在意；更何况，两淮一衣带水，相隔不到20公里，在语言、风俗上虽小有差异，但基本上属于同一文化区域，两地人民同样喝着“三沟一河”，吃着平桥豆腐，礼尚往来，并无纠葛。

对于新近的这次“更名”或者“正名”，很多人不以为然，楚州的称谓已然叫了十年，两座城市的人们皆已耳熟能详，何必朝令夕改？然而很多事情的意义，不在乎结果，而在于过程。与上次一纸行政命令的更名方式不同，这一次“正名”，老淮安人用了十年，期间政府部门、市民、包括久居异乡的老淮安人等等，都被卷入这场正名运动中。市民阶层迸发出来的坚韧与团结、对家乡历史文化的热情、对个人尊严的关注，皆为淮安史上所罕见。运河时代臃肿奢华的官僚机构给这座城市遗留了浓重的官僚习气，极大压抑了市民阶层的开拓精神与创新能力，这是阻碍淮安发展的最大障碍，但愿这场“正名运动”能带给淮安人些许“正名”之外的崭新力量。

如今，老淮安人如愿讨回了“淮安区”的名号，但愿两座城市之间狭隘的地域争端尽快偃旗息鼓，毕竟在历史上，这两座城市皆以五方杂处著称，极少排外意识，两淮人民有着共同的文化心理、割不断的血脉情缘，历经千年荣辱与共，对于此段小插曲理当相逢一笑。来自政府部门的利好消息是，淮安市政府即将搬迁至两座城市之间的板闸镇，“大淮安”的梦想终于迈出坚实一步，且让我们对这片深沉而多舛的土地致以敬意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