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枢
    坐落在长沙湘水之滨、南岳之麓的岳麓书院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从岳麓书院到清末的湖南高等工业学堂，再到今日的湖南大学一脉相承，故有“千年学府”之称。它比意大利最早的波隆那大学要早近100年，比英国牛津大学更要早近200年。因此可以说，在世界，自建立之日始一直延续至今的高等学府中，长沙岳麓书院是创建最早的一座。
    岳麓书院的渊源可追溯到五代末。那时，茂林修竹、葱笼滴翠的岳麓山林已是士子的习业之所。智睿等两位僧人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岳麓书院就是在智睿办学的基础之上“因袭增拓”而诞生的。
    潇湘洙泗
    北宋开宝九年，潭州知州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即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这时已不是仅仅能让“士得屋以居，得书以读”的简陋学舍，而成了拥有讲堂5间、斋舍52间的规模恢宏的书院。不久朱洞去职离开潭州，书院因一时得不到支持而一度出现“弦歌绝音，俎豆无睹”的冷落局面。但到咸平二年(公元999年)李允则知潭州时又恢复了生机。李允则本是儒臣，知潭州后，对兴教办学身体力行。岳麓书院在李氏主持下，很快获得了恢复和扩建，并形成了以讲学、藏书和供祀3个部分组成的书院规制。书院正式定额为60余人，其他从学者还不在此数，声名渐次传播三湘衡岳之间。朝廷因岳麓书院办学有成绩，故采纳李允则的奏请，拨赐御书给书院，所赐之书有《释文》、《史记》、《唐韵》、《玉篇》等各种经书史籍。北宋王禹偁在《潭州岳麓书院记》中赞誉道：“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把岳麓书院比之孔孟之乡的“洙泗”、“邹鲁”，潭州也从此有了“潇湘洙泗”的美名。   
    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7)，岳麓书院进入了北宋的鼎盛时期。大中祥符五年，潭州湘阴人周式上任山长。周式“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岳麓书院在他的主持下，办学规模大为扩展，学额由原来的60余人提高到“数百人”。周式还请知州刘师道扩建斋舍，当时有谭绮作记，可惜原记不存，具体扩建情况难详。大中祥符八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至今书院所存明代“岳麓书院”刻石，便是当年宋真宗的手迹。宋真宗感其学行义著，授周式为国子监主簿，留在朝廷效命。但周式坚请不就，乞求归山掌教。真宗为之动容，乃赠对祆鞍马、内府书籍，以表彰他的拳拳执教之心。
    在周式执掌下，岳麓书院的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关于“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吕祖谦、吴澄之说是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王应麟之说是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范成大之说是徂徕、金山、石鼓、岳麓。马端临之说是岳麓、睢阳、白鹿洞、石鼓。虽然众说纷纭，但唯有岳麓为诸家所共推。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兵革灰尽，什一仅存”，几成荒榛之地。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岳麓书院得以重建，担起重建岳麓重任的是当时的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刘珙亦一儒生，平生以尊儒重道为己任，知潭州后对发展文教十分重视，“葺学校，访雅行，思以振之”。他授命郡教授郭颖主持重建岳麓之事，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书院不仅恢复了昔日景观，而且又有扩建，屋舍增至50间，并“肖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而加藏书堂之北”。特别是他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更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
    朱张会讲
    张栻主教岳麓，一时群英骤至，人文荟萃，从学者广及东南数省，人数达千人之多，以致“马饮则池水立涸，舆止则冠冕塞途”，为岳麓历史上所未有。南宋另一位大理学家朱熹闻张栻得衡山五峰(胡宏)学，专程造访岳麓，举行了驰名天下的“朱张会讲”，推动了闽学与湖湘学的交流，岳麓书院的影响也更深更广。诚如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所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继张栻主教、朱张会讲后，又有胡宏的另一高足彪居正于乾道五年主教岳麓，继有事功学派陈傅良于淳熙十五年(公元1188年)来岳麓讲学，使岳麓书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活跃的学术气氛。在陈傅良讲学岳麓的同时，湖南安抚使潘畴再次修葺书院，“广二斋，益额十人”。州教授顾杞亲任山长，并聘张栻高足吴猎为堂长。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第二次来到潭州，经过他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繁盛时期。嘉定十五年(公元1222年)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以荆湖南路安抚使知潭州，专程前往岳麓书院主祭朱洞、周式、刘珙。淳祐六年(公元1146年)理宗再赐“岳麓书院”额，恢复“潭州三学”。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湖南转运副使吴子良又聘吉州理学名家欧阳守道为副山长，升讲“发明孟氏正人心，承三圣之说”，大力弘扬理学。张栻季子张庶、侄张忠恕也先后讲学书院。岳麓传播经邦济世之学、倡行伦理践履的学风一直坚持到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书院被毁的最后一刻。
    吴澄作记
    南宋盛极一时的岳麓书院在元军围攻长沙时付之一炬，一代名院遂废为榛荆之地。元统治者统一全国后，极力推动书院发展，将书院山长列为朝廷正式命官，制订了一套考选升迁办法，吸引士人投身书院教育。其时，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恢复宋代旧观，湖湘学子重又云集于此，仅废十余年的岳麓书院又开始恢复生机。
    书院经刘必大重建之后，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郡别驾刘安仁再次主持大修。这次修葺，工程浩大，“门廊庖馆，宫墙四周，靡不修完”，“木之朽者易，壁之墁者圬，上瓦下甓，更彻而新”，“前礼殿，旁四斋，左诸祠，右百泉轩，后讲堂。堂之后阁曰尊经，阁之后亭曰极高明”。讲学有堂，藏书有阁，祭祀有祠殿，游息有亭轩，其规制之整齐，规模之宏大，不逊于宋代。
    这次岳麓书院的修复，得到了元代最著名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吴澄的关注。吴澄，字幼清，号草庐，江西崇仁人。他一生从事教育达60余载，弟子出其名下者数以千汁。学术上他深研宋代理学诸派之说，折衷于朱熹与陆九渊两家之学。吴澄与长沙郡别驾刘安仁交情甚厚，因而对岳麓的重修尤显热情，亲撰《重建岳麓书院记》和《百泉轩记》以志其事。《百泉轩记》云：“书院之有泉不一，如雪如汞，如练如鹤，自西而来，趋而北，折而东，还绕而南，渚为清池，四池澄澄无发滓，万古涓涓无须臾。息屋其间，名曰泉轩，又为书院绝佳之境。二先生(张栻、朱熹)酷爱是泉也，盍非士于玩物适性而已。”指出百泉轩的建设，不在满足“凡儒俗土”、“玩物性情”的欲求，而意在陶冶心性。
    元末战乱再起，岳麓书院又于至正十八年(公元1368年)毁于战祸。明初，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了百余年。
    阳明讲学
    明中叶学校出现了衰落迹象，正统(1436—1449)中，天下教官多缺，而举人厌其卑冷，多不愿就”，有识之士莫不向往书院之教。成化（1436—1449）间，恢复书院之势渐兴，成化十三年象山书院恢复，民间书院之兴再次形成高潮。在这一背景下，岳麓书院开始重建。这次修复完全是由民间集资促成的，捐资者周辛甫父子“慷慨好义，捐修岳麓书院讲堂及道林寺田八十七亩”。成化五年，长沙知府钱澍再次兴复书院，但不久又废。
    明代岳麓书院的真正兴复是在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长沙府通判陈钢手中实现的。这次复建书院5间，并建崇道祠祀晦庵、南轩二先生。弘治九年，长沙府同知杨茂元和知府王蹈又“辟道路，广舍宇，备器用，增公田，储经书”。至止，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观，荒芜百年的局面即结束。
    岳麓书院恢复不久就迎来了一件盛事，即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守仁来岳麓讲学。是年王守仁贬谪贵州龙场，途经湖南，先讲学于醴陵，后至长沙，应邀来岳麓书院。此时“朱张遗迹久湮，赖公过化，有志之士复多兴起焉”。王守仁及其弟子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岳麓书院的又一次重要学派活动，开启岳麓书院又一个学术繁荣期的到来。王学在岳麓书院的传播，不但没有排斥湖湘学，相反湖湘学仍被尊为岳麓的学统，王守仁在岳麓写下的“缅怀两夫子，此地相徘徊，当年靡童冠，旷代登崇阶”之诗可以为证。学道陈凤梧紧接王守仁讲学之后，召集郡邑优等生肄业岳麓，传授“湖南道学渊源”，并著《湖南道学渊源录》以弘扬湖湘传统学风。人称陈凤梧“督楚学，人文蔚起”。
    嘉靖以后，全国书院发展再兴高潮，岳麓书院也进一步发展。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长沙知府王秉良扩建书院，并捐置学田18亩。翌年孙存继任，完成王氏未竟之业。为改善办学条件，他个人又捐学田68亩，并请政府增拨公田1449亩，书院财力相当雄厚。此时的岳麓书院规制更为完备，建有“二堂”(讲堂)、“二馆”(四方从游之士寓所)、“四斋”、“六舍”(生徒宿舍)以及“尊经阁”(藏书楼)、“崇道祠”(祭祀朱张之祠)，已形成讲学、藏书、祭祀的完整系统。另又辟“六君子堂”，供祀宋潭州知州朱洞、李允则、安抚使刘珙、山长周式、明代长沙府通判陈钢、同知杨茂文等6人。世宗曾颁御制“敬一箴”及“程氏四箴”。岳麓之盛，“振美一时”。
    清代官学化
    到清代，岳麓书院完全走上了官学化的道路。康熙颁“学达性天”额，雍正赐帑千金，乾隆赐“道南正脉”额，使岳麓书院承蒙莫大荣耀。政府通过对书院建立的审批、财政的支持、山长的任命考察、生徒的录取考核等手段控制书院，从而全面掌握了书院的发展方向。
    岳麓书院的山长由巡抚于在籍翰林中择聘经学根底深厚的人充任。学生入院须经考试，取录时分正课、附课、额外3等。正课、附课分别发给膏火(伙食补贴)银四两和二两；额外没有补贴。学政、知府、巡抚每月要到书院讲课一次，称为官课。山长讲课称为馆课，也是每月一次。所设课程有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学、法学及乐律。晚清增设数学、天文、舆地等自然科学。
    由于上自皇帝，下至封疆大臣的重视，加之一代又一代山长，如李文炤、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等，都是“望重乡国”的大家，使岳麓书院再度成为全国教育重镇。湖南近代几个人才群体，包括贺长龄、贺熙龄、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长佑；唐才常、沈荩、刘揆一、陈天华等均曾先后就读于岳麓书院。诚如岳麓书院门联所云：“惟楚有材，於斯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