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海

    一
    举世闻名的中国陶瓷，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
    在中国，制陶技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的时代，可以说，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陶瓷发展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果以及对美的追求与塑造，在许多方面都是通过陶瓷制作来体现的，并形成各时代非常典型的技术与艺术特征。陶和瓷都是火与土的艺术，陶器发明在前，瓷器发明在后，中国陶瓷的发明和发展，是有着从低级到高级，从原始到成熟逐步发展的过程。３０００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出现了原始青瓷，经过１０００多年的发展，到东汉时期终于摆脱了原始瓷器状态，烧制出成熟的青瓷器，再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代共３３０多年的发展，到了唐朝，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的进步促进了制瓷业的发展，如北方邢窑白瓷“类银类雪”，南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形成“北白南青”两大窑系。唐代烧制出雪花釉、纹胎釉和釉下彩瓷及贴花装饰等品种，其中长沙窑发明的釉下彩绘技法，开创了以绘画美化瓷器的先例，是我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长沙窑出品的釉下彩绘瓷器，冲破了单色青釉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唐以后的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湖南长沙窑，北起望城县（今为长沙县）铜官镇，沿湘江东岸的十里河滨往南延伸至石渚湖一带，又称湖南长沙铜官窑、长沙铜官窑、铜官窑、瓦渣坪窑，现称其为“长沙窑”。 长沙窑，兴起于安史之乱以后，中、晚唐发展至鼎盛。
    唐代中期，“安史之乱”爆发，烽烟滚滚，干戈四起，民不聊生，四处逃难避祸，黄河流域人口大量南迁，出现了“两京衣冠尽投江湖”的局面，如诗人韦庄《湘中记》所言：“楚地不知秦地乱，南人空怪北人多。”在这支浩浩荡荡的南迁大军中，有一部分充满创造活力的瓷银工匠，他们带着唐三彩、邢瓷以及金银器等工艺来到远离中原是非之地的长沙，投身于长沙窑的烧造。“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唐代诗人李群玉如是描绘了当年长沙窑烧窑的情景。
    长沙窑依山傍水，工匠利用山丘坡度的自然形态挖沟建筑龙窑，以便充分利用窑炉坡度的自然抽力，而不需要较高的烟囱，窑内气流和温度可以自然上升。长沙窑陶瓷所使用的原料取自当地，原料有：窑头冲粘土、觉华山土、瓦坪渣底土、张家坡土、蓝岸嘴粘土、泥洞粘土，均含90%左右的SiO2，属富含硅原料。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加上南迁陶工的技术保证，湘楚文化的层层浸染与中原陶艺的有机结合，长沙窑诞生了不计其数的传世名瓷，烧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铜红釉执壶，它的烧制工艺代表了当时世界陶瓷彩釉技术的最高成就，因此成为了长沙窑王国中女皇皇冠上钻石，而其铜红釉的烧制成功，使长沙窑成为世界彩瓷史上的始作俑者，为宋均、元明清釉里红及祭红、郎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陶瓷发展史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长沙窑烧制出来的器物美观精致，品种丰富，实用性强，畅销海内外，在今朝鲜、日本、伊朗、伊拉克、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地均有出土。国内则在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河南、陕西、福建、广西以及广东的揭西县等地出土，在西沙群岛也发现过一件长沙窑瓷器，数量最集中的为江苏扬州和浙江宁波。1973年宁波渔浦门出土唐代瓷器约700件，除越窑产品外，长沙窑瓷器最多，而且含有精美的釉下彩绘奔鹿壶、脉枕等。
    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发掘出长沙窑彩瓷片598片，约占出土的完整的唐代瓷器的70％，其中有十分精湛的蓝彩瓷执壶残片。
中国瓷器最初主要经丝绸之路销往国外，多是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二组合”，以“白瓷类银为美，青瓷似玉为佳”为风尚。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单色釉瓷器逐渐失去活力而衰落下去，称雄一时的越窑青瓷不断运用金彩、扣金边、施褐彩等新工艺来美化产品，长沙窑受到这种变革的影响，学习越窑青瓷并大胆创新，发明了青瓷釉下彩、白瓷釉中挂彩的新工艺，将之与传统的装饰技艺如划花、刻花、模印、粘贴、捏塑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外销瓷由以往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二组合”发展为汝窑青瓷、定窑白瓷和长沙窑瓷器的“三组合”。随着唐代瓷器产业的日趋发展以及海上交通的开通，瓷器外销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长沙窑窑址(铜官石渚)紧靠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交通十分便利。产品运往当时繁华的国际贸易都市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宁波）及广州等沿海城市，再转运到全国和世界各地。国外出土的长沙窑陶瓷绝大多数是从扬州、宁波等地启运的，也有逆湘江而上经灵渠到达广州的。为适应外销的需要，长沙窑陶瓷上的景物、文字，多表现销售地的风土人情，以适合当地人的口味。如长沙窑窑址出土有一种瓷背水壶，小口卷唇，直颈、扁平体，壶两侧向内凹陷，高约20厘米，一般施黄釉绿彩或全绿釉，釉色鲜艳浪漫，具有明显的中亚、西亚风格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的色彩。1983年，在扬州出土了一件题有阿拉伯文字“真主最伟大”的铜官窑背水壶，说明它是一种专供外销的产品。在外销的长沙窑陶瓷中，以褐斑贴花瓷器最多，贴花图案大多具有浓厚的中亚、西亚风格，如胡人乐舞、狮子及椰枣图案，这类瓷器主要销往中亚、西亚地区。有的则以同佛教有关的莲花作为装饰，主要销往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区。
长沙窑陶瓷大量出口，不仅满足了进口国人民的生活需要，更为重要的是给该国和地区的陶瓷工艺以积极影响。伊斯兰国家长期以来广泛传播的青黄色斑瓷，在工艺上是与长沙窑釉下彩或釉中挂彩的作法相通的。日本、朝鲜的陶瓷风格受长沙窑的影响更为明显。日本福冈县多良达田遗迹曾出土一件青黄釉褐绿彩执壶，乍一看会以为是长沙窑的作品，因为该壶的造型是长沙窑生产得最多的多棱口壶，而且其青中发黄，釉中挂绿彩、褐彩的风格，颇富长沙窑产品的气质。但实际上该壶是地道的日本货，是仿照长沙窑的工艺技术，并加以改造而制成的。
    长沙窑成为唐代南方重要的、规模甚大的青瓷窑场，长沙窑陶瓷成为有史以来长沙地区对外贸易的大宗出口商品，在长沙商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
    长沙窑以烧青瓷为主，兼烧少量的白釉、褐釉、酱釉、绿釉和兰釉等。长沙窑瓷器的总体特征是胎体疏松，胎呈灰白色或灰青色，少量黄褐色和微带红色，带红色的胎的表面往往上一层化装土。釉色多种，以青釉为主，青釉带黄者居多，釉面均开细小纹片。装饰技法有釉下彩、釉中彩和印花、贴花、彩色斑点等。操作上，一种是以笔直接绘画纹饰，另一种则是先在胎上刻划纹饰轮廓，然后再填绘褐绿彩。烧制工艺方面：盘碗碟类采用叠煤法，器心与器底均无釉露胎，盒类平底外凸，碟类平底内凹。长沙窑产品大多以手工拉坯为主，附件和零件如罐耳、贴花等用单模、分模、手捏制成。此外还有雕刻、镂空、堆雕等手法。
    长沙窑陶瓷的类别很多，除大量的生活日常用器外（无论是内销还是外销），文房用具和玩具类也是比较丰富的。具体的器物造型有壶、瓶、碗、盘、碟、盆、杯、洗、盏托、盂、水注、枕、盒、唾盂、灯、炉、烛台等，文房用具有：镇纸、笔洗、笔添、砚等。玩具类有：动物、玩具式水注、鸟、兽、人物等。长沙窑生产的大量捏塑的动物玩具，都以简练手法塑造，虽然精细不足，但不失准确传神。
    长沙窑陶瓷的造型多变，各时期变化丰富，比如:前期的喇叭口壶，长腹、粗壮颈、口微外撇，略具喇叭的雏形，罐为长形圆鼓腹，腹的最大径在中部，肩经有对称的条形，半圆形系耳，后期的喇叭口壶，瓜棱腹，有的成橄榄形，颈长而细，多棱流，比前期略长，并由前期的单曲带形变为双曲耳形，流从多棱，较短变为圆罐、长流。罐的最大腹颈在上部，肩安模制穿孔，竖耳，有的罐顶有四片带横穿耳。综合观之，长沙窑陶瓷造型前期形态丰满端庄，线条圆润柔和，后期形态趋于隽丽，有出新意以应时宜之用，且大都具雄浑洒脱之唐风。
    长沙窑陶瓷的装饰手法多样，有刻花、划花、镂刻、堆塑、印花、贴花、绘花等。模印、帖花是长沙窑特有的风格，模印是往往先刻划需要的花纹，制成模子，有的是用刻有花纹的模子直接拍打在器物的坯胎上面，现出图案；有的是在薄泥片上压印出花纹，然后再施青釉。长沙窑的模印贴花装饰都是采用阴模，而且多以局部装饰为其特征；绘花最富创造性，在釉上和釉下绘出各种花纹。这种釉上彩绘不是在烧好的有白釉的瓷胎上绘彩，而是将釉施在坯胎上，待釉阴干之后，直接在上面作彩画，入窑煅烧，一次性完成，常绘以彩云、彩山、彩带、彩斑、彩树叶等纹饰。这种彩绘，由于彩、釉交融在一起，所以显得自然、生动、流畅，有水墨画淋漓尽致的生气。
    长沙窑陶瓷正是以多色釉独步一时，釉下彩独树一帜的。
    长沙窑釉下彩绘有两种。一是用彩色直接在坯胎上作画，然后加盖一层青釉在上，入窑高温煅烧而成。二是先在坯胎上刻划出花纹，在其上施彩色，然后罩上青釉，最后入窑烧成。彩绘的色彩，常见有褐色、绿色、粉蓝色、褐绿色或白色等。釉色主要是青色釉，除此还有白釉和褐色釉等。青色釉中又分为青黄色和青绿色两种，釉质精细莹润，表面布满无色细碎片，细密、均匀、柔和分布。釉的表面往往是不均匀的，一个器物中可见釉层厚薄不匀现象。长沙窑釉下彩绘以氧化铜、氧化铁做呈色剂，绿色是氧化铜，红色、褐色是氧化铁。氧化铁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红色。
    长沙窑在陶瓷装饰上，从注重瓷器的釉色美转移到瓷器彩绘装饰美的发展新方向，釉下彩的发明，无疑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据考古发掘，南京三国(吴)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釉褐彩盖罐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釉下彩瓷器。长沙窑的釉下彩装饰，从最初单一的褐彩逐渐发展到褐绿两彩，褐彩的成色剂为铁，用其描画，色泽稳定，绿彩为铜。铜由于在高温下容易流散，因此往往用来填彩或晕染。一般情况下，先用绿彩勾轮廓，再用褐彩描绘细部，装饰纹样有动物的腿、嘴、羽毛、植物的叶脉、山石的肌理、人物衣纹等，线条刚柔相济，色彩对比协调，若是写意装饰则浑然天成，线条奔放洒脱。瓦坪渣窑址发现的盘、罐上画着折枝的花卉，菊花、莲花等纹饰，虽寥寥数笔，但神态如生，颇得写意之妙。长沙窑釉下彩的这种写意效果，是由当时的环境决定的，长沙窑当时产量很高，画工在坯上画彩是就要追求数量，由数量的加大而提高速度，由于速度提高自然就对所绘的形象进行概括和提炼，致使所绘形象更简洁，从而出现了空灵生动的效果，颇得写意之妙。以至于人们大胆推断，后来发展起来的写意画是受其影响。
    长沙窑在装饰素材上，有人物、植物、动物、山水、抽象纹样等几个方面。装饰纹样除了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纹样之外，也由于产品的外销，一部分吸收了外来文化，从而形成了长沙窑独特的装饰风格。
    长沙窑的人物饰图中，凡传统图形均形象生动，自然洒脱。比如手持莲花童孩的纹饰就是一例，它用笔挺健，整个画面清秀、自然、仿佛能感到丝带在童子的奔跑中飘动而莲花莲茎也随之颤动。在人物装饰图形中，还有些是釉下彩绘的波斯人，模印贴花的骑士、吹笛的胡人、骑马俑的雕塑。其中，长沙窑中模印贴花和雕塑的舞蹈者形象头戴宝冠，披巾裸上身，右足立于蒲团之上，左脚曲做舞蹈状，称为“三道弯”式。这种造型，在印度的古代雕塑中极常见。
    长沙窑的植物纹饰在它的釉下彩中大多是中国传统的纹饰，如：莲花纹、菊花纹、折枝纹、蕨草纹等，这些纹饰舒展生动，简练洒脱。除了釉下彩的植物纹以外，在模印贴花图形中还出现了在唐代铜镜与波斯金钱器屡屡出现的椰枣纹、棕榈纹、铁树等纹饰，椰枣树是西亚的主要树种。还有一种印度佛教装饰题材的“沙椤树”也在长沙窑出现，这个印度佛教中的圣树被长沙窑的艺人们以模印贴花的形式装饰在长沙窑的壶腹流下和双耳罐上。
    长沙窑中的釉下彩绘动物很多，仅鸟纹就有20多种，典型的有：长尾鸟纹、飞鸟纹、回首鸟纹、彩凤纹、鹭纹等等。此外，山羊、野鹿、狮、鱼、豹、獐等题材在长沙窑也很常见。在模印贴花中还出现了摩羯和狮子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在印度雕刻和绘画中摩羯的形象常常出现，长沙窑中模印贴花狮子常做人立状，并往往与佛塔和菩萨状的舞蹈者组合到一起，甚至有些狮子蒲团之上，我们知道，狮子形象在古埃及和希腊雕刻中多有出现，而且在印度佛教中狮子也是护法神兽，从以上几点看，这些纹饰深受西域文化影响。在长沙窑的釉下彩绘中也出现了大量抽象图形，有的由连珠纹组成作串珠状，类似波斯地毯的效果。有的则如行云流水般自由舒展，变换丰富的线条，似蔓草、宝石纹理。这种装饰的形成，主要是迎合伊斯兰教徒在习惯上对抽象纹样喜爱。
长沙窑的釉下彩绘装饰纹样的运用具有独创性，山水、人物、花鸟大都是湘江两岸极平常的景物，窑工随手拈来，画上器具立即变得生动而有趣，既是湘江两岸自然风情的写照，也是窑工那种生存智能与意趣的遗存，表现了一种率真、质朴的美感。雅拙生动，逼真夸张。图案构图简洁，线条粗细得体，均匀有力，没有繁杂多余，呆板堆砌之感。
    在中世纪繁华的城池，无论是豪华的宫殿陈设，还是贵族们的杯盘碗盏；也无论是僧侣们的饭钵净器，还是骚人们的文玩清供等，都能见到长沙窑的影子。
    瓷器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与许多文化形态一样，陶瓷器物本身就包容了很大的文化容量。陶瓷与酒、陶瓷与茶道、陶瓷与绘画、陶瓷与书法、陶瓷与诗词等构成了复杂的文化综合体。长沙窑陶瓷在中国的瓷器舞台上较早地让我们领略了这种情怀和辉煌。
    唐诗是中国文化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承载着大唐的兴衰和荣辱，也托举了中国文学的光华和璀璨。唐代以前陶瓷器物上的装饰比较少见，而以诗文装饰则更少，长沙窑陶瓷开创了诗文装饰的新局面，器物上出现的唐诗诗文，透析出当时的社会风尚和文化趣味，长沙窑陶瓷成为中国书画一个崭新的载体，从此文人胸中的意境有了另样的抒发。
    在“诗言志”的哲学思潮影响下，唐诗被赋予了很多的社会意识和人文责任，它不仅是文人遣怀和抒发幽情的软载体，更重要的是时代情境和社会状态的一面镜子。这些唐诗的内容折射出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有边塞生活，也有文人雅趣；有商贾市井，也有婚姻爱情；有离别友情，也有仕途坎坷等。如杨师道《南行别弟》：“万里人南去”、张氲（713—756）《醉吟三首》：“去岁无田种，今春乏酒财。恐他花鸟笑，佯醉卧池台。”等等。烧刻上的诗句多为整诗、联句、单句或警句，如“仁义只从贫处断”等。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民间的俗语、俗话、谚语，它们大多用毛笔以铁绘于器物上，以行书居多，也有少量草书。如初唐杨师道的《南行别弟》，盛唐张氲的《醉吟三首》，杼彬的《丹阳作》、晚唐贾岛的《遇海联句》等在壶上都有所见。“二月春澧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不意多离别，临别泪痕难，愁容生白发，相送到长安。”“岁岁常为客，年年不在家。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花。”饮酒赋诗，挥毫题于壶上，也有题于瓶、碗心、盏心、筒形器上者。与此同时，由文房四宝纸笔墨砚派生出来的如水盂、水滴、笔洗、笔掭、镇纸、砚台等长沙窑文房用具应运而生，丰富多彩，造型各异。
    长沙窑还突破了以往民间宗教题材的束缚，开绘画饰陶瓷之先河。大量的人物画，动物画，花草，山水画绘于器物之上，不仅题材广泛，而且风格多样，奠定了山水、人物、花鸟画在唐代兴起并成为独立画种的基础。
    作为工艺美术的陶瓷在与融会东方哲学精神和情致的诗学意境里得到了提升，长沙窑的陶瓷不仅仅是大唐盛事的陶瓷杰作，也是唐代书法、绘画艺术与陶瓷相互融会贯通的“集大成”者！长沙窑具有了浓郁的诗文魂脉，长沙窑成为了璀璨的书画宝库，长沙窑在中国文化与陶瓷历史中，占据着一个独特而又显赫的位置。
    今天，当我们站在湖南的蓝天下，站在长沙的古窑前，拾起瑰丽而斑斓的瓷片，手中仿佛仍有大唐窑火的余温，它们是流转中国千年文明的基因，它们是中国陶瓷烧造史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