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埃森曼（Peter Eisenman），1932年生于纽约，在康奈尔大学获建筑学学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建筑硕士学位，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剑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校在任教，并主编“反对派”杂志Opposi tions。1980年自行开业，他的作品多次获奖。著作有：Moving Arrows,Eros and Other Errors,Houses of Cards等。

　　P•埃森曼是当今国际上著名的前卫派建筑师，美国建筑界对他的伤口评价很高。辛辛那提设计、建筑、艺术与规划（DAAP）学院与俄亥俄州立大学韦克斯纳艺术中心。埃森曼自称是后现代主义，他的设计理论早期受结构主义哲学影响，近期受解构主义影响。

　　简介：彼得•埃森曼作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之一，对建筑学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在近期历史中，他是首位建筑师，能通过自身领域的工作来证明，当代文化是一个交互影响的连续体，而所有的文化现象和人类的智识都有可能成为建筑学的一部份。其次，也许更重要的在于：埃森曼的工作构成了一种持续的“批判性”的实践——此种实践的最基本的产品是建筑学的“知识话语”，并且，埃森曼的独到之处在于能将该“知识话语”同时在建筑文本（理论）和建筑形式（建造）两个层面上加以阐述。在一个由大众消费和公共媒介主宰的时代，他持续地询问，建筑学能否摆脱社会批量生产的力量的驱使？建筑学知识话语能否存在于意识形态之间的空隙中？埃森曼宣称“批判性”的实践首先保持一种抵制的姿态，同时又能保留在“时代精神”内部。

　　埃森曼的实践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早期对意大利建筑师特拉尼（Giuseppe Terragni）的形式主义解读和“卡纸板住宅”系列的建筑抽象语言元素的操作。2、中期柏林IBA社会住宅和俄亥俄韦克斯纳视觉艺术中心等设计建筑的抽象图像如何融入多种复杂关联的“场域”的关注。3、近期辛辛纳提阿诺夫艺术与设计中心和哥伦布会议中心等设计对城市和建筑环境自发组织能力的研究，以及运用计算机技术对非笛卡尔几何学和复杂空间的探讨。

　　世纪末的今天，在西方建筑学面临信息时代冲击所产生的重重危机中，一些杰出建筑师走向了建立在个人风格上的手法和构造美学（如弗兰克•盖里），另一些则试图将建筑学中心部分地让位于更广泛的城市市政系统（如库哈斯）。迥异于此，埃森曼的姿态是敏锐地回应时代的巨变又坚持建筑学形式语言的内核。他的工作使得今天的建筑学在危机中，仍显示出某种程度的自信。

[建筑学的"表演——Peter Eisenman 2000夏季演讲系列]

第一讲：建筑学的"表演 "(Architecture's Performance) (上半部分)

　　到现在为止，我已能把五次不同的演讲思路整理清楚了。我还没有想到第六次，但我肯定会在讲到那儿时想好第六、七、八次的。今天的演讲是关于"表演"(Performance)的问题。下周，"内在性"(Interiority)；再下周，"自主性"(Autonomy)；第四周，"批判性"(Criticality)；第五周是关于"价值"(Value)和"意志"(Will)的问题。显然它们有交叉和重叠之处，但事实上它们在一起可以界定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的"实践的理论"。这便是我的演讲的总体线索。没有相应的阅读材料，因为我要讲的东西你们不会从任何一本书里找到；但如果你们确实发现有什么东西读起来有用的话，我们便会去读它。

　　我想描述一下今天的建筑学处在怎样界定其自身的状况。这是一个非确定性的时刻，我们可以称之为过渡期，或非确定性时刻。但我认为这和以往发生变化的时刻是非常不同的。我会尝试着解释为什么我这样认为。

　　首先，罗伯特•文丘里的著作《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我看来，首次在美国发展出了我称之为"理论性的态度"。传统的美国建筑学实际上被界定为缺乏理论。换句话说，它虽有大量的历史和大量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从来也没有呈现为任何内聚性的理论或内聚性的实践。

　　"理论性的实践"的观念可能起始于16世纪北意大利的布鲁乃列斯基(Brunelleschi)，然后是阿尔伯提(Alberti)，接着是另外一些16世纪的意大利人。理论在当时并不是关于实践活动，而是体现为一系列理论性的文献。这些文献所呈现的方式和首部由维特鲁威(Vitruvius)所写的建筑理论文献的方式十分相似。这种方式我称之为一种"分类的理论"(Categorical Theory)。也就是说，他定义出场地、项目内容、公共建筑与私人建筑的状况、城市或乡村等不同场地的状况、高场地与低场地之间的区别、有景色和无景色场地之间的区别等等，总是和一系列的分类有关。

　　所以直到19世纪理论基本上是由一种分类的实践界定的，而这些分类的实践继而再细分出不同建筑物的种类。最初的建筑物分类是和15世纪早期古人的建筑物有关的。这种分类学整理出柱头的不同种类，柱身的不同种类，柱头与柱身相互关系的不同种类，相对于私人建筑物它们如何用于公共建筑物，是什么界定出两层建筑物而非单层建筑物，等等。这些事物，基本上便是古典建筑的类型学。

　　显然，这些类型学多次受到了攻击。首先我要说第一个攻击这些分类的建筑师是伯拉蒙提(Bramante)，然后是色利欧(Serlio)，然后帕拉第奥(Palladio)，然后最终产生了一种攻击分类文献观念的传统。基本上分类文献所界定的是所谓的常规实践(normal practice)，也就是在当时可被理解的、因而也是传统性的实践。采用传统的克林斯柱式可以得到一种类型的建筑物，而采用传统的爱奥尼克柱式则会是另一种。这些分类文献的潮流，以及随后对它的攻击，然后这些攻击又再次被汇入常规化的实践的过程，成为一个我认为一直持续到18世纪后期的传统。这种传统基本上持续到法国大革命。这些理论文献和文献中的作品最终是由皇家、君主和教会制定的。它们是建筑的基本的赞助人。

　　显然，法国大革命后赞助人的身份改变了━国家转而成了建筑的主要赞助人。当国家成了主要的赞助人也就是与皇家、君主和教皇相对抗，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成了赞助人时，理论性实践的观念就发生了改变。国家有两个要求：它不仅要求有一个分类的文献，还要求一个对分类法典化的文献。换句话说，分类演变成为类型学。这就是说，你可以选取一个柱子的分类，然后通过柱子的类型学体系施展它。因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产生的理论与先前的理论有很大不同。我认为要理解的一个重要事情是，一个单独的主体和建筑学之间关系的不同━这时单独的主体的关系已转变成了集合性的国家主体。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统治性的力量是那些决定分类是什么的个体力量。因此它们基本上是和在一个等级结构中，向下传及公众的个人的观念有关。在国家介入的那一时刻，公众成为占主导性的建筑学收受者，于是常规化的状态转变成了我称之为类型学的状态。

　　除此之外，19世纪还产生了另外两件影响理论的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当国家介入后，理论变成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的工具。也就是说，它不再只是一种审美的工具，而变成了一种权力的工具。这是一种不同意义上的权力━作为政治思想的权力。而在过去，理论的社会状况是不如审美状况重要的。到了19世纪，所有重大的理论命题都开始和社会状况的发展相联系起来。在这里社会状况意味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态在建筑学中的体现。所以从此意识形态的问题开始被引入理论中。这里我不想详细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只想说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在19、20世纪之交时已清晰地界定了意识形态和理论的区别。而我认为在今天的演讲中，当我把意识形态和理论放到一起时，很显然会产生这方面的冲突。在法国革命前，意识形态的实践是非常稀有的。你可以说皇室或教会的实践是意识形态的，但基本上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从政治、社会或经济的角度界定的，而更多的是从比如说精神或审美的角度上界定的。

　　第二件在19世纪发生的影响了理论的事情，是国家需要表现新的功能的想法。那些新的功能变成了学校、医院、工厂、集合住宅等。这些东西以前从来没有在建筑学意义上被考虑过并成为建筑项目内容━这不仅仅需要新的建筑物类型，而且需要关于这些新类型的新类型学。于是我们开始有了各种书籍：关于医院的类型学、学校的类型学、以及很重要的监狱的类型学等。在这些书里，国家开始有了一个体系，它公开地宣布国内和国外的人之间的差异，并随之赋予一些建筑学的定义。所以当时我们获得这样一种观念，即功能和意识形态同时被添加进了扩展中的类型学中，而由此在19世纪末我们开始拥有了扩展了的学院派。在那里，建筑学开始不仅仅受制于古典的或美学的法规和契约，而且还被这样的一些规则统辖：即作为监狱建筑应该看上去怎样，医院应看上去怎样，图书馆应看上去怎样，等等。当时有许多关于什么东西应该看上去怎样的定义。换句话说，那些就是要被遵守的规范。

　　而显然这里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在现代建筑的力量之下，这些规范被打破了。今天我们不再有任何规范来告诉我们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这正是今天的理论所强调的：学院派规范体系的崩溃。

　　在20世纪初，我们第一次有了这样一种理论性宣言：这种宣言不再是关于分类的，不再是类型的或常规化的，而更是我所称为的"辩论性的"(polemical)理论，一种"教诲性的"(diadactic)理论。这种宣言当然是由现代建筑产生而来，并且从某种意义上，它转而成为对现代建筑的驱动力量。它对学院派和体现为一系列规则和本质的理论进行了攻击。换句话说，它对当时作为一系列规则和本质的建筑学进行了攻击。例如，通尼•噶尼耶(Tony Garnier)，著名的《工业城市》1915和1916年版本的作者，就因为把一根柱子放在了立面的中心而被驱逐出鲍扎艺术学院(Ecole de Beaux Arts)。显然从罗马时代起每个人都知道立面的中心从来没有实体而永远是空洞，而这是一个规定人只允许从中心进入的规则。有趣的是在19世纪早期杰弗逊(Jefferson)把一些柱子直接放在了他的弗吉尼亚校园的走道中，从某种意义上同时体现了对鲍扎艺术学院主义的理解和否定。勒•柯布西埃则在他的Port Mallatore集合住宅和Maison Cook中，对称地运用柱子并把它放在了立面的中心，以作为对学院派中轴线留空的不成文规定的攻击。显然这是一个意在攻击性的启发点，是对当时，即19世纪晚期与20世纪早期所盛行的法国鲍扎艺术学院主义的一个辩论性的攻击。

　　柯布在1923年出版的《走向新建筑》一书，在我看来是第一部辩论性的理论文献。这本书以及随后的另几本书如《明天的城市》等展开了对学院派理论的强烈攻击，同时也展现出一种实践的宣言。我要论证的是，柯布如果没有出版《走向新建筑》就永远不会被众人所知，因为在当时同样的时间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有许多人都在做白色的房子。这一点很重要，我将会在讲到"表演"时再次提到，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表演"问题的关键。

　　第二个同样将理论作为辩论和教诲工具的是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他在20世纪早期第一个发起了一本叫"其它"(The Other)的杂志，接着又写了两本书。主要的那本德语名为Ins Leere Gesprochen, 意思是"在空洞中说话"，是在大约28或29年稍稍柯布之后写的。"空洞"、"其它"，这些对否定性的认识，开始进入一个由柯布所提出的本质上是极其进步性的运动中。

　　柯布的理论和对话基本上是乌托邦式和进步性的，卢斯则把否定性的问题的图景引入了理论。显然，如果柯布可被看成是康德和黑格尔的产物，那么卢斯便肯定是叔本华、尼采和其它把否定性引入哲学话语的先辈的继承者。所以从根本上卢斯和柯布之间不仅存在着空间组织的差异，还存在着教诲展现的性质的区别。

　　在柯布的乌托邦和进步性、卢斯的否定性之后，第三种状况出现了，那就是密斯所说的建筑在根本上是时代的意志体现。"意志"的问题是我要在第五次讲座时谈的，所以今天就不在这上面详谈。基本上密斯所说的是，建筑总是展示出在其当下时间内占主导性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的价值。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从另外的意义上则不尽然。当我们下面讲到意志的问题时，我们会讲到"历史"和"历史主义"的区别，讲到将历史中某些鼓舞人心的想法作为驱动现代建筑活力的能源之一的观念，而且我们还会讲到"时代精神"(zeitgeist)的问题，还有"时代精神"━也就是时代的意志和其它意志之间的区别。相对于从建筑学外界进入的东西而言，某些意志基本上是存在于建筑学内部并将建筑学展开来的，这会在我们讨论到"内在性"时谈到。

　　所以贯穿整个20年代直到30年代晚期，有这样三种能量在推动着建筑学。你们可以从下面的事例中看到这些运动：首先，从柯布1914年的Domino住宅━一个研究性的作品，到他1923年的著作，以及22年密斯的玻璃摩天楼和密斯出版的杂志，当然还有柯布出版的一本叫Escrit Nouveau的杂志。密斯和其他一些人出版了一本叫G的杂志。G代表德文的gegenstand，即客观物体(object)。这种思潮当时被称为"新客观物体性"(New Objectivity)。它研究怎样在客观物体中展现那些"时代精神"的意识形态原则。尤其是在二、三十年代的欧洲，那些意识形态原则已变得非常令人信服并成为主导力量，而在当时却极少传到美国。显然，当时马克思主义是这些运动背景中的主要灵感源泉，而它带来的启发以及大部份现代建筑思潮当然是左倾的。

　　显然到了1933年，这些想法开始遭到否定。一是随着俄国的垮台，列宁主义的革命以及随后斯大林的掌权，在很多方面扼杀了许多推动着现代建筑前进的力量，尤其是俄国的构成主义和俄国电影。你可以深切目睹1933年以后俄国建筑的转变。同样的能量的转变也体现在1933年希特勒开始当权，"新客观物体性"人物如密斯等将包豪斯关闭。随之发生在德国的是对一种过度的古典主义和一种在住宅建筑中对乡村风格的回归。你今天到柏林可以见到很有趣的事情，你可以亲眼看到住宅项目的演变：在22年，它们是公共seedlum，从22年到27年，然后33、35、37年，你完全能度量出有什么，然后到了37年的柏林，有了那些有着红色瓦屋顶和坡屋顶的白色建筑，而这些屋顶是在原来的那些seedlum建筑上加盖的。对在建筑学中意识形态的转变，尤其对柏林和它的住宅区进行分析是很有趣的课题。

　　另外有趣的是从33到34年柯布的建筑也发生了一个巨变。Domino住宅的空间是由主导性的平面或水平向的层状空间构成的。此种水平方式从domino开始，经由Poisy到Garthe，然后到瑞士展厅、救世军大楼，这些都是在33或34年建成的。突然一个极端的转变产生了，那是柯布33年在阿尔及尔的平面中展现了对剖面的想法。这种想法还出现在自33年开始构思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的马赛公寓等项目中。如果深究密斯的柱子剖面的演进和追踪理论性实践的历史性演变，从密斯的柱子剖面的巨大变化你们便可以看出柱子的意识形态和教诲价值的演变和衰亡，从密斯的巴塞罗纳馆，到他的图根哈特住宅，到布班的住宅，直到39年他到美国后在IIT做的第一个项目。这便是对理论性实践概略考查，它自39年开始黯然失色，而直到50年代的某一刻才重新复活。

　　显然欧洲当时正处在混乱的状态，而建筑运动则试图从战争中逃脱出来。它最终到了美国，但不同之处在于，以前作为一种左倾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话语，也就是关于所谓的"美好社会"的话语，最终以"美好生活"的形式来到了美国。而那些现代建筑提出的对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教诲性的和论辩性的攻击，开始被现代建筑资本所消费和容纳。这里有趣的是，资本接管了现代建筑的偶像而抛弃了它的意识形态，于是"美好社会"演变成了"美好生活"。这时公共总部大楼开始看上去象现代建筑了。而这时就产生了现代建筑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力量的流失。

　　这里必须要问的问题也正是这个系列讲座中一直摆在桌面上的问题：建筑的意识形态成份作为一种道德价值而成为建筑的驱动力量，这是否仅仅起始于法国革命？是否在现代建筑和现代哲学之后仍将持续？你不得不问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意识形态其实是理论性实践的一部分。我的意思是：法国大革命后建筑师被描绘成两种形象━法国革命之前从来没有，而是之后才有的━一种是圣乔治的形象，在摧毁着等级社会的恶魔；另一种是圣保罗的形象，在指引着美好的未来。

　　问题是在今天，这两种形象━圣保罗和圣乔治，是否从某种意义上已不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