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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
发表日期:2009/1/19 15:51:01   阅读:1951次

  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1938年出生于法国波尔多市附近的冈戴昂(Canderan),毕业于法国高等工科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1961年)、法国道桥学院(E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ees,1963年)和巴黎美术学院(Ecole des Beaux-Arts,1968年)。1967年在他29岁的时候,设计了圆形的巴黎查尔斯.戴高乐机场候机楼。从此,作为巴黎机场公司的首席建筑师,他设计了尼斯、雅加达、开罗、上海等国际机场,日本关西国际机场的基本概念也出自安德鲁之手。他参与过许多大型项目的建设,像巴黎德方斯地区的大拱门、英法跨海隧道的法方终点站等。在他的影响下,巴黎机场公司的活动逐渐向大型标志性建筑设计的方向发展。1999年,安德鲁领导的巴黎机场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经多轮角逐,又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国际竞赛中一举夺标。提到安德鲁和巴黎机场公司,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把他们与机场设计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确在世界上有50余座机场的设计经验。然而,类型只是品评建筑的一种表征,大量的问题与技术、材料、艺术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传达出建筑设计水平的高低,而这些却正是我们亟待提高的重要内容。

  保罗-安德鲁:我为什么这样设计中国国家大剧院(光明日报2000年)

  举国瞩目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已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侧正式开工建设。由于其地点的重要性和巨大的象征意义,究竟应该把它建成什么样,不仅国内人关心,可以说全世界的华人都关心。

  经过长达一年半国际招标的竞争,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的设计脱颖而出,获得由专家和各方面人士组成的评委会的青睐。日前,保罗-安德鲁在法国巴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据他本人讲,这是他第一次详细地向新闻界阐释他设计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具体想法。

  “我对中国国家大剧院的理解”

  安德鲁说,“我对中国国家大剧院的理解主要有4点:第一,地点决定了它的 象征意义:旁边的人民大会堂象征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大剧院则应该成为文化的代表;第二,它是一个新的、庞大的重要建筑,一个可代表新世纪的建筑,一个倾注了人们强烈愿望的建筑;第叁,要有完备的社会功能,就是说,好用,而且人们爱用;第四,外观要吸引人,有文化感、历史感。”

  “建筑艺术与其他艺术一样,有许多是跨越国界的、全人类的东西。每个国家的建筑都要从其他国家的建筑艺术中学习、借鉴,自己的艺术也会为别的国家所借鉴。对业主的意见,不能简单、机械地迎合,而要抓住其精髓,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样,你的方案出来之后,才会令对方恍然大悟似地回答‘我们想要的就是这个!’就像是一个小伙子对别人描绘他未来妻子的模样:棕色头发、蓝眼睛、小巧玲珑,而最后他却与一个金黄头发、黑眼睛、身材健美的女孩结了婚。为什么?因为爱情。原来的想象没有爱情,只是一种憧憬、愿望而已。”

  “我也曾按照业主委员会当初对设计方案的要求:‘一看就是个剧院;一看就是个中国的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旁边的剧院’来做我的设计,但是苦苦地被禁锢住了,设计出来的东西很不满意。后来我明白了,思路要打开,不能受字面的限制。”

  安德鲁滔滔不绝地阐述他对中国国家大剧院倾注的热情和他的建筑哲学。当记者问他如何看待“中国国家大剧院的建筑应符合中国建筑传统”这一问题时,他说:“中国建筑的传统是什么?大屋顶?我知道中国建筑界一直存在着‘传统’和‘ 现代’之争。问题是,如果对要去符合的传统很了解,知道应该要什么;或者,对要去符合的传统一点不了解,可以放开想象,不受限制;最麻烦的是,只知道一点,既不敢想象,缩手缩脚,又没能真正体现传统,效果肯定好不了。”

  “我对中国文化恐怕永远也不敢说懂了。我曾读过有关老舍的一本书,讲他在英国伦敦和在北京的生活。我头脑中一直留下了书中描绘的一幅北京人的生活场景:人们安逸地生活着,天上鸟儿在飞,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这场景很传统,但其实也非常现代。”

  “建筑师也不可能在对某国的文化真正懂了之后才去那里设计、工作。即使对法国文化,我也不敢说我已经懂了。建筑艺术也像文学、音乐等艺术一样,首先是一种创作、创新,复制、抄袭、模仿都不是建筑师应该做的,那是工匠做的。而艺术创作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国界。”

  “让你为此有所改变的梦幻之地”

  法兰西建筑科学院院士保罗-安德鲁生于1938年,先后毕业于巴黎国立综合工科学校、道路桥梁学院和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这都是法国乃至欧洲首屈一指的专业学院。他30岁时获得国家建筑师文凭,以后一直在巴黎机场公司工作。多年来,安德鲁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国:与人合作的法国巴黎“新凯旋门”德方斯的大拱门、日本大阪海洋博物馆、英法海底隧道法方终点站、中国广州新体育馆……当然,最多的还是飞机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机场、埃及开罗机场、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机场、日本大阪关西机场、文莱机场、中国叁亚机场等等。

  其中的杰作是巴黎戴高乐机场及上海浦东新机场。他曾荣获许多国际建筑大奖。

  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一大片草地围绕一个方形湖泊,湖上是一座由玻璃等材料组成的半透明、椭圆型、外壳呈银白色、曲线的构图则像是含苞欲放的花朵的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和地面不相连接,它就像是横空出世、浮出蓝色水面的一颗珍珠,来剧院的人由长60米的透明水下长廊进入大剧院,通道上方则是湖水,在冬季,北京人可在上面滑冰。这就是记者面前这位谈吐文雅、气质浪漫的法国人给我们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

  安德鲁说,“天安门广场上,不仅有天安门城楼、紫禁城等古建筑,也有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现代建筑,原来的风格已经变了,政治性很强。新世纪里再在这里建一座有强烈文化象征的建筑,是需要勇气的。我很佩服专家委员会的勇气和开放的眼光,通过和他们的交流,现在的设计比我过去想到的实际上走得更远、更丰富。”

  “我的设计为天安门广场添了一些水,可以起到改变人们生活环境和景色的作用。大剧院的水下入口是我的得意之作,也是我设计中的重要部分。我要让人们有这样的感觉:首先,要让人们有进入到这个‘壳’里去发现什么的愿望;而当你从水下进入这一艺术殿堂的时候,你马上就明白了,这与你去购物中心不一样,与你去参观历史古迹也不同,这里全改变了,你的精神要有所变化,你要有一些新鲜的感觉。这是一个有梦幻色彩的地方,你应该为此有所改变。而通过这样一个抽象的、简单的、梦一样的入口,进入到大剧院里面之后,又应该让人感到生命、活力、丰富和魅力无穷。还有,大剧院应该是人们常来常往的地方,不一定每次都是为了来看戏或听音乐会,也应该是一个值得参观的地方。”

  风格浪漫、美轮美奂的中国国家大剧院由歌剧院、音乐厅、戏剧院和实验小剧场及相应的配套设施组成,共6000 多个座位。安德鲁说,“4个剧院应各有特色,不能千篇一律,更不能都像会议大厅。4个剧院之外的空间、走廊等,应称作是‘第5剧院’,也要有特色和魅力。”

  “我相信人们会喜欢我的设计”

  安德鲁有些激动地侃侃而谈,“100多年前,当建筑师埃菲尔设计的铁塔刚建成时,尤如一个钢铁怪物,沉甸甸地压在法国人的心上;

  几十年前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剪彩时,被设计师特别设计在建筑外表的横七竖八、纵横交错的管道让前来参观的人们惊呼‘工程还没完工!’,而一旦知道这就是已建成的艺术中心时,几乎没人敢叫好;几年前的卢浮宫入口改造工程,当贝聿铭拿出透明金字塔方案时,瞠目结舌者有之,大声反对者有之。更有甚者,认为设计师的设计完全破坏了法国人为之骄傲的卢浮宫的整体风格……”

  “现在呢?埃菲尔铁塔就不用说了,作为法国和巴黎的主要象征之一,每年接待数千万参观者,要说‘到了巴黎若没到铁塔,那就等于没到巴黎’应该不过分;蓬皮杜艺术中心现在不仅是巴黎人读书、学习、观摩当代艺术的殿堂,也是旅游者不可忽略的项目,哪怕不进去参观,只是在这幢‘还没完工’的建筑前,和各式各样的街头艺术家们合个影也好,这个建筑被公认为艺术之都巴黎‘有容乃大’精神的代表作;卢浮宫前的透明金字塔入口,当人们在门前排着队伍,缓缓通过地下大厅进入卢浮宫参观的时候,无不慨叹设计者的匠心独运:金字塔入口和其地下大厅,不仅避免了卢浮宫门前总是人头攒动的噪杂,大小几座透明金字塔本身,也成为卢浮宫风景的一部分……”

  “对自己的方案被选中,我当然感到很兴奋、很幸福。但是又明白我的工作并非结束,而是刚开始,感觉到很大、很严肃的责任。这是一次我所有的想法都可以付诸实践的机会,我很珍惜。我曾在日本参加过一次歌剧院的设计投标,但没有成功。此次在北京是我第一次设计剧院。”

  “我愿意与不赞同这一方案的人们交流。我并非想要说服所有的人接受我的设计方案,也不是要去被说服而最终改变自己,而是对他们说明我的创意。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争取人们的理解。”

  “世界上所有的当代建筑中,我个人最喜欢的建筑是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和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但我的脑子里绝没有什么建筑是好建筑、什么建筑是坏建筑的‘模型’。我个人的作品中,哪一个最喜欢可就不好说了,您知道,这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你喜欢哪一个,不喜欢哪一个?”

  “开始参加投标的时候,当然非常想中标。但随着自己计划的逐渐成熟,后来对是否能中标已无所谓,我就是想把我的全部想法都体现在自己的设计中。能否中标,那是别人对我的想法的评价,我不想去讨谁的喜欢。但我相信,我的想法一定会有人喜欢!”

  安德鲁:中国人喜欢 它就“非常中国”(北京青年报 何玉卿)(2005年1月)

  造价7.8亿元人民币的东方艺术中心落成

  保罗•安德鲁PaulAndreu1938年出生于法国波尔多市附近的冈戴昂,先后毕业于法国高等工科学校、法国道桥学院和巴黎美术学院。1967年,在他29岁的时候,设计了圆形的巴黎戴高乐机场候机楼。从此,作为巴黎机场公司的首席建筑师,他设计了尼斯、雅加达、开罗、上海等国际机场,日本关西国际机场的基本概念也出自安德鲁之手。他参与过许多大型项目的建设,像巴黎德方斯地区的大拱门、英法跨海隧道的法方终点站等。在他的影响下,巴黎机场公司的活动逐渐向大型标志性建筑设计的方向发展。1999年,安德鲁领导的巴黎机场公司与清华大学合作,经多轮角逐,又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国际竞标中一举夺标。安德鲁的作品系列和建筑追求是非常独特的,他的代表作之一的戴高乐机场的建设历经30余年,有着高品质的完成度和撼人心魄的感染力。

  新落成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于2004年最后一天向公众开放,这是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在中国的第四件作品,另外三件作品分别是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广州体育场和备受瞩目的北京国家大剧院。安德鲁在29岁时设计了法国戴高乐国际机场,一举成名。对于造价7.8亿元人民币、被誉为“非常非常中国”的东方艺术中心,安德鲁在接受本报记者越洋专访时说,那是东西方艺术“非常温柔的融合”。

  这是什么?答案是音乐

  《第一财经日报》:您设计的东方艺术中心目前是中国最先进的大型演出场所之一,能具体谈一下您当初的设计思路吗?

  安德鲁:在设计东方艺术中心时,我没有企图模仿其他任何建筑的设计。事实上,任何一个表演中心都是由三个空间关系决定的:表演空间、公共空间以及它周围的城市空间。在东方艺术中心,公共空间完全包裹住了表演空间。其中的玄机之一就是白天看上去是不透明的,但夜晚却可以更好地透视出内部来。我希望白天的建筑是神秘的,引起人们好奇和疑问的。当初竞标时我给予整个设计的标题就是:“这是什么?答案是音乐。”

  《第一财经日报》:建筑始终会与初步的设想有一定差距。如今东方艺术中心落成了,您有什么特别感受,是您所期望的样子吗?

  安德鲁:我从不对自己的事情完全满意,但可以说东方艺术中心的完成是一个成功。可以说我的满意程度到达了95%吧。在下个阶段,建筑的一些细节方面仍然需要有所改进,但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您的设计理念给建造带来一些难题。比如就屋面钢架而言,单是一个屋面边缘弧线就要由五六十个点构成。在车间里做的钢架,有时拿到现场拼装时会出现角度不对的问题,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安德鲁:事实确实如此。我的设计理念要求确实比较高,而每个人都尽力让它完善、改进并且达到成功。我们最终做到了,这对我们所有人———建筑师、工程师、厂商、承包商以及工人们都是一个骄傲———我们成功了。完成这样一幢建筑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个进步的机会,人人都不应当错过。这同时也是为公众和社会经济服务的一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在内部装修上,我们可以看到特制的浅黄、赭红、棕色、灰色等5种颜色的陶瓷挂件,为什么选择陶瓷做装饰?

  安德鲁:首先,因为陶瓷挂件是中国建筑中非常传统的材料之一。同时,我也为了表现对这种材料的非常现代的使用手法。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对我而言,它们反映了中国的情况———将好的廉价的实用性、先进技术、传统和现代融合在一起。有一点我一直重复强调:不必在逝去的文化和现代之间作抉择,我们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捏造出一个更加创新而特别的文化。至于颜色的选择只是代表了不同的表演大厅,它们是土的色彩,相当适合陶瓷的材料。

  《第一财经日报》:这个艺术中心的外部建筑装饰相当别致,尤其是灯光的运用,这些设计您是如何安排的?

  安德鲁:我们试图让整个建筑在夜晚如纸灯那样发光,同时也努力把建筑元素和装灯配件融合好———尽管这听上去很雄心勃勃并且困难重重。目前它还不够完美,我们希望将来可以有进一步的改进。

  《第一财经日报》:除了建筑本身的艺术美之外,您能谈一下它的实用功能吗?

  安德鲁:于我而言,艺术和实用功能是唇齿相依的。我总是相当注意建筑将来的运行设施、技术质量、公共设施等等。甚至对于艺术中心所出售的票子,我提议了一个能够帮助公众更快摸清建筑内部构造的票面设计。但是,这样一座建筑确实比任何其他建筑更拥有一个象征价值,因此,怎样让这个艺术中心更美以及怎么保护它,对此是应当倾注相当大的努力和精力的。

  是一次“非常温柔的融合”

  《第一财经日报》:整个设计和建筑工程相当庞大,能谈一下您和中方的合作情况吗?

  安德鲁:我们与中方的专家合作得相当默契。整个过程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首先,建筑本身的困难,需要大家的努力,因为有时候,一些必要的调整只是在某个工作完成了之后才显现出来的。此外,中方和我们存在的沟通困难,比如:语言、文化、工作习惯等。但最终,我们通过整个工程更加了解彼此。

  《第一财经日报》:东方艺术中心坐落在上海金融业、商业发达的浦东。在浦东有许多相当优秀的建筑物,您怎样使您的设计与众不同,并且凸现它所具有的文化气息?

  安德鲁:关于浦东应当形成一个完整的城市标志:融合生活、工作、休闲、文化特征这一点,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我只是听从这个决定并且全力以赴贡献我自己。

  《第一财经日报》:在上海有上海大剧院、上海城市规划馆、上海音乐厅等文化设施,您的设计是怎样在这些建筑中凸现个性又和它们在整个城市环境中相得益彰的呢?

  安德鲁:您所列举的浦西的建筑和东方艺术中心所处的城市环境相当不同。浦东是一个崭新的城市环境,附带有质量要求以及巨大困难。我们很努力地提高建筑质量、空间利用率以及绿化,建造一个自由、抒情的建筑。

  《第一财经日报》:这一次您的设计是从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以及国内的7家设计单位竞标中脱颖而出的。这已经不是您为中国作的第一次设计了,您能谈谈自己的其他中国设计吗?

  安德鲁:我感到很高兴和很荣幸自己能够活跃在不少中国建筑项目中。我总是避免重复,我希望每一幢建筑都是创新的、与它的环境融合的、反映地区特色。艺术创作和大批量生产是不相融合的。目前,国家大剧院仍然是我的工作中心。另外,近几个月来,我还在成都与当地相当有活力的团队合作建造一个行政中心。

  《第一财经日报》:建筑中蕴藏的中西方文化冲突,在这次东方艺术中心的设计中是否得到解决?你曾说这次的设计充满了“非常非常中国”,具体说是怎么样的中国韵味?

  安德鲁:不应当说“文化冲突”,应当说是“非常温柔的融合”。我不敢说什么是中国,什么不是中国。应该让中国人自己说他们是否感觉这幢建筑是为他们设计的。如果他们那样说,如果他们喜欢,那么无疑,它就是真的“非常中国”。

  《第一财经日报》:在世界上的许多城市里,一些历史建筑往往与现代建筑相毗邻,有人认为那很不协调,会破坏城市的整体形象。您所设计的北京国家大剧院也曾面临这样的质疑,对此您怎么看呢?

  安德鲁:历史没有尽头,我们今天的现代建筑很快也会成为历史建筑。重要的是,建筑之间,如同人类之间需要互相尊重一样。互相尊重并不意味着敬畏、模仿或者说是丧失自己的性格。我们必须要大胆和自信,但也要避免追求便利、流行和一味顺从的想法。

  《第一财经日报》:您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种纯艺术吗?您认为自己更像一个建筑师还是艺术家?

  安德鲁:我更愿意把自己看做一个艺术家,但是注意,艺术家是最为认真严肃和被需要的了。

  中国建筑师最需要的是认可

  《第一财经日报》:建筑可以说是反映一个城市精神的标志,中国现在的建筑传统的东西却越来越少,这个现象您怎么看待?

  安德鲁:很多时候,事实确实如此。但我更喜欢真正的历史感觉,我确信我们应当用我们现代的目光来发现历史。

  《第一财经日报》:据这两年统计,目前中国90%的高端设计被国外设计师拿走了,您认为国外建筑师的过多参与对中国城市风格而言有何利弊?

  安德鲁:中国相当有吸引力,并且它对国外建筑师开放,柏林和巴黎也是,只是规模不同而已。对外国建筑师来说,创造出最优秀的建筑是一种荣幸和责任,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完全回答你的问题可能会很长,但是我想说,一个城市的建筑绝对不是以简单的质量好坏而评判的。也许在中国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最大的机遇在于能给城市设计注入新鲜的概念,注入那些与人们惯以接受或者抛弃的模式所不同的东西。但是对于这样的新东西来说,时间和自由是相当必要的。急功近利和一味模仿当然不会有结果。这就是说,谁来提供这些新鲜的东西?无论中国建筑师还是外国建筑师,都会在这里———中国,或者其他地方一样受欢迎。

  《第一财经日报》:一些中国的建筑师认为,很多国内大型的建筑项目在招标后均由国外建筑师和事务所担任,这样使得国内许多建筑师丧失了试验和成长的机会。他们认为对于国内的建筑师应该采取保护政策,实施政策上的倾斜。您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

  安德鲁:确实,许多中国国内的大型建筑项目最终会由国外建筑师和事务所担当。但这不是特例。在法国,许多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所谓“大型建筑项目”也交给了法国之外的建筑师。最近,柏林的一项建筑也启用了大量的国外设计师。如果你查一下美国的文化建筑项目,你会发现其中有相当大数量的建筑也是由国外设计师担当的。比较、交流,这些字眼是任何一个领域里都存在的,而对中国建筑师来说尤甚。

  其实,中国的建筑师进步得相当快。很快他们将向众人展示他们独特的个性风格。他们确实需要机会,但是政策的倾斜并不等于机会,至少对建筑师或者艺术家来说不是。他们需要的机会是被关注和被倾听,然后公平地将他们和别人比较。只是人们往往会把他们定论为没有实际想法、总爱模仿成功之作。其实他们最最需要的是同胞们及时的认可和赞同,是给予他们目前仅仅给予外国建筑师那样的尊重。但更关键的是:不要把一些意志强加于他们。

  《第一财经日报》:时值中法文化年,目前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地都有很多来自法国的艺术活动,如“法国建筑设计展”也将于今年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巡展。作为建筑设计师,您认为这样的艺术交流活动对中国的建筑设计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安德鲁:产生的影响肯定是不会少的。所有的艺术家和设计师都需要和别的同行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不是通常那种人为地混杂了艺术、经济、国家荣誉等等元素而没有实质内容的较量。相反地,通过这种比较交流,双方都可以意识到彼此存在的问题。这样的话,双方合作起来会更容易,比如可以接受对方的设计,也可以拒绝。这种自主选择的权力同时也加强了彼此的信任。大家都可以认识到你个人的难题可能是整个设计艺术界共同的难题,你并非特例。在这一点上,中国设计师也绝非特例。

  《第一财经日报》: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现了很多以欧洲风情作为卖点的房产和楼市。无一例外,这些房产都受到了市民们的喜爱和追捧。您怎样看待这样的现象?在您眼中,具备怎样的设计风格和建筑特色的房产,才是真正有欧洲风味的房产建筑呢?

  安德鲁: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建筑师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法国式样、欧洲风情。“风情”、“式样”这个概念只是用来帮助对过去的艺术进行分类。其实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用这样的字眼。在各国建筑师中,法国建筑师似乎很受欢迎。这是为什么?我相信这是因为法国的建筑师首先是为建筑艺术、为公众服务,正是一个人贡献的自己的设计、坚定的信念以及对别人的真正尊重,使他更厉害和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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