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增 教授 男 1930年出生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留校任教。
1982年－1990年曾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建筑学院首任院长。
1993年曾应聘美国卡那基?梅隆大学客座教授，讲授剧场建筑设计。
现任：清华大学建筑系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兼职：
（1）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高级顾问。
（2）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顾问。
（3）上海城市管理学院高级顾问。
（4）中国建筑学会名誉理事。
[李道增先生谈剧院建设]
中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道增先生是剧院建筑设计方面的著名专家。应本刊“剧院建筑专题”之邀，李先生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简短采访，以下是这次采访的内容。
记者(以下简称记)：李先生您好，谢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向本刊读者谈谈剧院建筑方面的问题。
李道增先生(以下简称李)：也只能是简单的、泛泛的谈谈，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最近没有做什么研究，写什么特别的东西，所以这次也只能是很随意的谈词
记：您能谈谈您是从什么时候，是怎样对剧院建筑产生兴趣并持续研究和实践下去的呢?
李：应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从1952年就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建筑设计，1958年搞国庆工程时，我有幸主持了当年国家大剧院的建筑方案设计，59年又承担了解放军剧院的设计。虽然这两项工程都因为当时国家财力所限未能修建，但却引起我对剧院建筑的浓烈兴趣。看来，兴趣是我最好的老师。
记：刚才您提到1958年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您能给我们谈谈当时的情况吗?现在很少看到这方面的介绍。
李：我记得那时国家大剧院作为“十大国庆工程之一”在国内举行设计竞赛，当时我在清华建筑系里教课，就带了系里十几个毕业班的学生参加，没白天没黑夜地赶方案只知道干，干得快极了，那时没有电脑效果图，都是手画，用吹风机吹干渲染图，一夜就出一张。后来设计工作正式委托给了清华大学，当时的校长蒋南翔将建筑系与土木系合并，由机械系、自动化系等联合组成了300多人的设计队伍来进行这个项目。那时只想把工程做好，没有什么杂念。图书馆所有资料杂志被翻了个遍，有的同志甚至累得在公共汽车上都能睡着。当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财力的限制，这个工程最终没有实现。但是这个过程很有意义，锻炼了些人，这里面出了好些建筑音响、照明、舞台方面的专家。
记：您能给我们的读者谈谈歌剧院建筑形式与功能间的关系吗?
李：歌剧院算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建筑，是非常复杂的综合体，既要考虑到其建筑艺术效果，也要照顾到许多非常严格的技术要求。比如著名的巴黎新巴士底歌剧院在建筑设计上是比较有新意的，舞台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也特别高，受到许多建筑师的吹捧。但是它的那位特地从意大利著名的米兰大剧院调来任职的舞台艺术总监却告诉我，建成数年后舞台部分还一直在不停地修改，因为存在一些不适合演出需要的问题，负责设计的建筑师并不真懂舞台演出的要求，所以从剧院建筑的功能和技术角度来讲，不能算是一座十分成功的剧院。
再如世界闻名的悉尼歌剧院，这是载入史册的建筑，大家都知道，它是象征悉尼这个城市甚至整个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建筑。但是若将它作为一个剧院，从功能上讲却是不大合适的。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它是从形式出发来设计的建筑，数片巨大的壳体束缚了功能的展开，侧台也难以布置干脆取消。虽然号称是歌剧院，但最大的内部空间反而是音乐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歌剧院，例如国际剧院设计方面的知名专家、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艾森阿渥(George C．1senour)只承认它的标志性，而始终不承认它是一座歌剧院。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老巴黎歌剧院在艺术上做得比较成功，而作为为演出服务的建筑，也是同样成功的，曾居世界领先地位达100年之久。可见当今剧院评价的标准有多么不同。
记：那么您认为在剧院建设时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李：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有艺术的，技术的，我想更重要的还是社会意义上的。艺术方面的问题属于创作的范畴，应该多元化；而技术方面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需要注意的倒是社会意义方面的，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所谓“鱼缸和金鱼”的问题。没有金鱼，一个再华丽的鱼缸，又有什么用呢?没有自己创作的“歌剧”，建成再多再大的歌剧院又有什么用呢?
若要建歌剧院，首先得考虑如下一个事实：中国的特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如今每年大约只能从国外邀请到4—5个剧团来华演出歌剧，每出歌剧平均演出4—5场，加起来总共也不过20场。如果设计时不考虑剧院的多功能使用，那么大部分的时间这些剧院都将不得不空置，将造成经营上的困难。要取得比较好的效益，一年中的演出场次应该多于252场才算合格(这是上海市委要求上海大剧院做到的)，做得到吗?我有时候参加一些评标会议，看到某些地方，忽略了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实际文化生活需求，盲目地上马剧院工程，盲目地确定建筑的规模，不知道这样的工程竣工后，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是打着歌剧院的旗号，演出的却是一般晚会上表演的歌舞节目。
记：那么您认为适合我国国情的剧院建筑应该是怎样的呢?
李：首先要有科学、严谨的论证和策划。现在有这样那样的热，如创新热，技术热，这很好。但是任何东西，超出一定的限度，超越一定的规律过分地“热”起来了，往往也就会带来些问题。现在有些地方，出于提高大众文化生活水准，积极地进行文化设施建设，剧院建筑也大量上马，这其中某些项目并未经过充分的论证和周到的考虑，盖房子容易，可盖完了留给地方、留给管理者、经营者的，也许就是一个难题。现在国家仍然处于发展中，资金应该花在刀刃上。为了一些华而不实的项目浪费了，未免太可惜。
如果要建设剧院，那么应该注意建筑的多功能使用。剧院是否应该多功能使用，国际上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因为各国的具体国情、各时代的具体条件都不一样。例如日本在经济上已经进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文化生活也比较丰富，市场潜力比较大，剧院的经营管理不存在特别大的困难，因此日本学术界中的多数对剧院的多功能使用曾认为是不可取的方式。而我们在借鉴国外的经验时，不要盲目生搬硬套，而要根据实际国情区别对待。在中国现实的条件下，总希望剧院的上座率要高些，因此要充分考虑目前我国在歌剧、戏剧等方面的创作能力和观众的接受能力。为了一些非技术性的考虑而追求规模，建得过大了是会有问题的。应该从策划阶段开始就对项目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考虑。
记：国内外剧院的演出、设计机制有什么不同吗？
李：欧洲大陆剧团和剧院一体化的情况比较多，许多剧院都拥有自己的剧团，场团合一，剧团以剧院为依托，演出比较有保证，法国如此，前苏联也是如此。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剧院的投资者同时也是剧院的经营者，因此在策划阶段就会对剧院的经营使用方面考虑得比较深入和周到。毕竟大多数剧院还是以经营为主要目的。而且，国外有专门的剧院顾问公司，从开始阶段就以专业的眼光为投资方提供市场预测、分析和策划，甚至一直到工程监理的服务都能提供。这些专业的剧院顾问公司通常由音响舞台设备、舞台美术、预算、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共同组成，为投资方提供专业的服务。投资方提出自己的目标和要求，交给顾问公司进行详细策划，大体确定项目的定位、规模以及具体技术细节等，再将这些要求和概念性设想提交给设计师进行设计。
而中国目前还比较缺乏专业的顾问机构，有时候甚至专家的意见也得不到重视。当然来自不同专业和不同身份的人考虑问题的角度总会有所不同，但听取多方意见，对于减少失误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记：您的著作《西方戏剧剧院史》专著，是对剧院研究的重大贡献。书中您对西方剧院建筑的历史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那么对于未来的趋势，您有什么看法吗?
李：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就一般的情况而言，剧院建筑都发展这么些年了，剩下来的功能上、技术上的问题并不多，只要想得到的，多半也都能实现，剩下的就主要是形式上的问题了。现在的舞台技术已相当发达，如国外有些剧院利用机械设备来改变观众厅内部空间形状、体积，从而能改变音响效果和演出规模，以便灵活地适应各种演出的需要，提高剧院的使用效率。其中主要的一点是改变观众厅的混响时间，如演出古典音乐时混响时间调节到1．9—2．1秒，上演歌剧时1．6—1．7秒，话剧1秒，放映电影时则更低。如果能较好地满足这些不同的要求，剧院的使用效率就能提高，有利于经营管理。
现在的世界变化很快，科学和技术发展迅速，要想作出什么预测，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去研究，而且还不一定赶得上变化的速度。美国工程院院长沃尔夫在2000年10月来北京做报告时就曾说过：“预见是困难的，特别是对未来的预见”。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持续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
发表论文、著作等50余种，其中有《全球本土化与创造性转化》、《国际建筑界有关“生态建筑”的实践》、《21世纪生态建筑与可持续发展》、《新制宜主义的建筑观》等。
对建筑设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广泛的实践，曾完成公共建筑、别墅等各类建筑设计、小区规划、城市设计等数十项。总结多年实践经验提出“新制宜主义”的设计哲学；关心学科前沿，1982年即发表过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论文“重视生态原则在规划中的运用”；1985年在国内首先开设“环境行为学概论”（已出版），近年正从事可持续发展生态建筑研究与实践。
在学术上的业绩与水平突出地反映在剧场建筑的设计与科研上，1958-1960年曾主持设计建国十周年十大国庆工程之一的“国家大剧院”与解放军大剧院（均因国家经济困难未建）。
1998年国家再次组织 “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国际竞赛，清华大学方案属入围报送中央的3个方案之一（中央领导选择法国方案实施）。此外他主持了7座剧场设计，如：“东方艺术大厦”、“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北京天桥剧场”、“台州文化艺术中心”等。他培养的已获学位的研究生中有10名是以剧场、音乐厅为论文的研究课题。
他汇集了30余年国内外调查、实践所得的学术积累，写作、出版了有150余万字、近千幅插图，史料翔实，很有学术价值的《西方戏剧?剧场史》上、下两册专著，体现他在学术上的“专精”与“博达”，是对剧场科研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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