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院长，高级建筑师，北京土木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

性别：男
生日：1964年
毕业学校：清华大学
从业时间：1988年

个人建筑观：
建筑师将自己个性的思想纳入理性的设计之中，必须具备准确的想象能力。
在长期的设计工作中，我逐渐形成了将复杂的设计首先进行理性整合，从而使题目在新的理解层面上形成某种秩序性，然后再寻求感性突破的契机，最终使方案呈现出张力的设计方法。
现代人对建筑空间的认识和需求，并非等同于建筑师在做设计时对空间和体形的完整把握，这使我重新审视自己的建筑观，并从以前追求完整空间的静态和形式表现调整到激发观众在空间中动态的心理体验，将建筑与人作为建筑学的两个方面同时加以研究，由此探寻在理论和设计方面的新突破。

主要作品目录：
北京金融街盈创大厦
长安街工艺大厦
SOHO现代城

主要业绩：
1、1990年 北京市第四聋哑学校 优秀设计三等奖
2、1994年获院金厦奖最佳建筑创作奖。
3、1995年获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竞赛一等奖。
4、1995年当代商城院级优秀工程一等奖。
5、1996年北京市首都艺术委员会委员。
6、1993年海南环岛大酒店 海南省“十佳”建筑设计奖、海南省优秀设计、优秀工程奖；院级优秀方案、优秀设计、优秀工程奖；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建设部优秀工程设计三等奖。
7、2002年SOHO现代城建设部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全国第十届优秀工程设计铜奖。
8、2002年海南博鳌金海岸大酒店北京市第十届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建设部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全国第十届优秀工程设计奖。

北京——在传统与现在之间尝试的城市（朱小地）

　　50年前的北京城虽已破烂不堪，但做为金、元、明、清四朝的国都，传统的城市形态基本上保留下来。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二十年，由于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再加上首都的特殊地位，导致城市的现代化更新过程非常迅猛，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北京城的变化真是很恰当。

　　然而正是在原有的具有强烈个性和地方特色的旧城格局的基础上建设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设面向21世纪的国际大都市，所以使得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表现得异常突出。

一、辉煌而沉重的古都风貌

　　北京旧城范围基本上以内外城城墙为边界，即现在的二环路位置，面积62平方公里，是一座典型的东方封建王朝的都城。城市布局大体上是经过明清两代形成的。

　　1．中轴线

　　在北京；回城南北方向中心位置有一条明确的中轴线，全长7．5公里，这在各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在这条中轴线上及两侧布置高大的皇家建筑群，这条中轴线正象全城的一条脊梁，屋顶颜色采用代表皇权的黄琉璃瓦，这与低矮灰色的大片民居形成强烈反差。

　　2．城墙

　　北京旧城共有3套半城墙，从中心向外依次是宫城（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外城只建了南部和东西一段，放形成了北京城“凸”字形平面。城墙外侧一律用砖石砌筑，在旧城内外形成高大平直的几层方形图案。城墙城门上方修建重檐城楼成为全城控制区位和方向的地标。

　　3．道路系统

　　旧城内的道路基本上采用方格形的规划系统，在道路系统中又分大街和胡同，大街连接各城门做为主要的交通干道，与大街垂直的小巷——胡同则为住宅区内的道路，大街之间形成多条平行排列的胡同，组成街坊。旧城的道路系统时至今日依然发挥着作用。

　　4．胡同和四合院

　　由多个或很多的四合院东西方向排列，院前形成的交通巷称之为胡同。胡同与胡同之间有南北相连的“火巷”。胡同与四合院是旧城的城市肌理，是构成传统风貌的基本元素，这一特殊的空间场所是诞生和延续北京传统文化的载体。

5．水系

北京旧城的水系，主要是旧城中的“六海”，即积水潭、什刹海、前海、北海、中海和南海所构成的大面积水体，它的形状既连续又独立，从旧城西北角一直延伸到皇城的西部，与北京旧城整齐的道路与建筑布局形成对比。

综上所述，北京旧城的空间形态极具平面构成和空间雕塑感，其城市规划和建筑艺术上的成就可谓登峰造极，梁思成先生评价北京是“世界都市规划的杰作”。

二、建国50年来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对古都风貌的冲击

解放初期，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与行政中心位置确定的争证中，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关于将行政中心放在西部，完整保护旧城的意见未被采纳。1953年11月，北京市上报中央的《建筑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中将北京确定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我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提出了将行政中心集中在内环（新街口、菜市口、蒜市口、北新桥）以内，从而使北京城市的发展走上了在旧城区基础上不断改造和扩建的道路。

50年来，城区面积由建国前的62平方公里，发展至目前的324平方公里，城区人口由解放初期的161万发展到现在的595万，现代化的发展迫切要求并不断推动着城市的更新进程，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

1．城市交通

行政中心和城市的几何中心相重叠，必然造成城市以同心圆式的形式向外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发展的要求，再加上近年来机动车数量的激增（据统计，北京市机动车数量由建国初期很少的状况发展到1980年的10．38万辆，到目前为至已增至140万辆），导致无休止地扩展城市道路系统。

（1）以原有道路体系为基础的扩展

在；回城中通过城门的大街，做为城市的主要干道，几乎全被展宽并向外延伸，为使城市的面貌得以更好地展现，机动车道中间没有绿化景观设施，故使展宽的道路与旧城道路的尺度差异更加突出。

变化最大的是长安街，自从50年代拆除阻碍东西长安街交通的三座门之后，东西长安街道路红线逐步扩展到120米，长度由原来的“十里长街”发展到“百里长街”，东起通州区，西至首钢。长期以来一直是北京东西交通的主要干道。

于50年国庆节前完工的平安大街工程，做为北京城内东西方向相联系的第二条干道，虽然受到历史文物保护建筑等因素的影响，道路红线宽度最窄处也有35米。

在这样的旧城道路改造过程中拆除了沿线大量的老建筑，很多古老牌号的店铺、戏院、文物单位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大量的四合院被拆除，或被局部拆除，随着菜市口南大街的打通建设，位于南城的一座传统建筑形式的过街楼——儒福里观音院过街楼连同过街楼两侧弯曲起伏的道路一起消失了。

（2）环路的建设

50年代末至北京环线地铁建设的70年代，内外城城墙基本上被拆除，现在只留下正阳门和箭楼，德胜门箭楼和东南角楼，城墙的消失不仅使梁思成先生的城上花园理论的美好梦想破灭，而且使北京旧城失去了保护的屏障，从此在范围和高度上，古城保护没有了真实的参照物，旧城的整体形象开始越来越模糊。

拆除了城墙，在此之上建设了二环路快速线，这是北京第一条机动车环路，从此北京开始用环路来标识城市的边缘，逐步修建了三环路，目前又在全线建设四环路，五环路的建设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所有的原来穿过城门的大街与二环路相交处均建设了各式立交桥，立交桥自然可以改变交通状况，然而这种“耍龙”式的交通体系，无论如何与古都联系不到一起。

2．城市建设与房地产开发

由于旧城基础设施落后，且折迁成本比较高，导致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与城市道路系统的改扩建联系起来，道路改到哪里，房地产开发就跑到那里，城市的整体形象被肢解，没有一个成片完整开发的概念，形成沿干道，沿环线开发的局面。

这种短见的开发模式使一个个街区新老建筑混杂在一起，很不利于城市进一步发展，而环路的建设本意是提高过境交通的能力，但沿线的大规模高容积的开发建设，带来大量的短线交通量，开口过多，增加了环路主道的交通压力，使得环线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3．城市街道

街道景观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的形象，也最能表明一个城市规划管理水平和能力，随着街道扩展和沿街项目的开发完成，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种零乱的景象，当然期间也不乏成功的建筑作品，然而从整体来讲，大量平庸的建筑形成了街道的整体形象。

（1）长安街

长安街做为中国第一街，集中了国家政府机关办公楼，和大银行、大企业集团的写字楼以及酒店等商业建筑，大街两侧用地被各使用单位一块块分割开来，为表示国家级建筑的气魄几乎全部采用对称的造型，用地与道路之间用封闭的围墙和栏杆与外界隔离，没有为行人提供可以休闲的室外场所。

建国50周年之前，政府花大力气对长安进行了整治，折掉两侧的用地围墙，建设大面积绿化环境，在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北角开辟了西单广场，在建国门立交桥西北角实施了大面积的绿化活动场地，这无疑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2）金融街

在西二环复兴门以北、阜成门以南的旧城一侧是北京90年代初开发的金融街，经过几年的建设，南段已初具规模，虽然开发商都取得了可观的利润，但是不仅其规模过大、高度超高受到指责，而且街区建筑形成混乱不堪的形象几乎遭到所有人的批评，尽管金融街也做了整条街的规划，但每开发商为提高效益互相攀比，为突出自己轻率地强调商业形象以至于整条街上演一场“关公战秦琼”的闹剧，被认为是不尊重城市规划和设计，不尊重城市整体形象的典范。

（3）平安大街

平安大街是北京城内第二条东西方向的道路，并使城市东西两部分市政管线相沟通，为使整条街道保持完整统一的建筑风格，为使新建筑与老北京旧城建筑相协凋，道路两侧的建筑“以明清风格为主，采用灰色调，形成素雅的老北京古都风貌”。

然而，由于整条街道的改造。基本上是以政府行为为主，没有能够很好地将城市建设与商业开发相结合，两侧一、二层高且进深很窄（有些地方只有2米多）的商业用房，已经很难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建成两年来，还有很多铺面未能出租出去，道路中间又用铁栏杆隔离，很少有连接道路两侧的过街通道，导致整条街看起来冷冷清清。没有人气，开发商就不可能来投资进行开发，两侧清式风格的临时建筑可能会成为永久性的布景。

4．城市建筑

新建筑的高度对于保护古都风貌至关重要，北京在发展的不同时期对旧城的建筑高度都做了规定，1985年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颁布实施了（北京市区建筑高度控制方案），规定建筑高度最高不超过45米。北京市1991－2010年总体规划再次强调“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旧城要保持平缓开阔的格局，由内向外逐步提高建筑层数”。

但是，由于旧城区用地十分紧张，而政府机关、企事业团体、商业机构又都非常希望能够在市中已拥有一席之地，且期望值过高，加上规划管理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建筑规模不能严格控制，建筑全面突破限高。特别是那些房地产开发项目，其突兀的追求商业广告效果的建筑形象对旧城风貌带来不可挽回的破坏。正如“建筑评论”（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97.12）中的一篇以“暴行”（OUTRAGE）为题的文章对北京新建筑所做的评价：“没有人不期望北京因中国近年来的富裕和重要的地位而改变落后的面貌，但是新建筑为何一定要如此傲慢和无尺度感呢？”。

5．危房改造

北京旧城区的危旧房改造问题，从建国初期就一直被提出，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规模展开。1990年，北京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危旧房改造，然而多数危房改造项目对于保护城市传统风貌并没有什么考虑，一律拆平、重新建设。项目偏面追求高容积率，导致新建成的小区环境质量不高。建筑高度突破限高的规定，使危改区建筑与传统城市的格局很难协调。这种危改方式再一次造成对古建筑无法修复的破坏，大片有百年历史的民居被折除，伴随着凝聚历史文明的街巷和文物的消失。

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地尝试

面对传统与现代之间异常强烈的矛盾，北京市首都规划委员会提出了“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的指导思想。如何来全面领会三者的内容以及如何解释三方面的关系都是一件很难的事，关于传统与现代的问题的争论一直在进行者。

的确，北京的现代化发展是任何人也阻拦不了的，而传统的丧失又会使文化失去独特性，面对这样百思不得其解的矛盾用“尝试”来描述建筑师的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

1．民族形式的探索

中国古建筑形式的继承问题一直是中国建筑师苦苦思考和不断研究的内容。50年代中国大屋顶形式与高层建筑体量相结合的手法，充分体现国人豪迈的心情和要求，得到广泛的认同。这一时期建成的民族文化宫和友谊宾馆甚称民族建筑现代化的典范，是由张博先生设计的，张博先生对中国民族建筑有深厚的研究功底，对细部尺寸和图形了如指掌，运用自如。这些庞大的高层建筑与民族形式结合的恰到好处，比例、尺度、细部处理都非常得体，以至于后人都很难超越。

然而，在对民族形式的探索方面并不能保持在一个平静、慎重、突出重点的思路上，1994年结束的“夺回古都风貌”的运动，使成百上千的建筑顶上戴上了中国古建筑的亭子，亭子屋顶与建筑生硬地结合，以及对中国古建筑形式拙劣地简化和使用，使这一时期完成的一大批建筑成为垃圾，他们以另一种方式严重破坏了北京的旧城风貌。

于1995年完工的北京西站工程，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可谓夺回古都风貌发展的顶峰，同时也是结束，主要原因是建筑在中央项部设计了一个三层屋檐的攒尖屋顶，这个屋顶部分实际上没有什么功能，甚至人流不能从室内直接到达屋顶部分，整个屋顶包括使用荷载设计重达5000吨，耗资8000万元。

2．现代主义建筑的探索

在对“夺回古都风貌”厌倦之后，一批现代主义建筑作品在北京出现，有些直接由国外建筑师设计完成，如华润大厦（美国HOK）、南银大厦（香港严迅奇），但这种国际式建筑在北京；日城区是否能够被认可，是否在北京走向现代化都市的过程中，可以摒弃自己的传统，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还是中国的建筑师或多或少地将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带入到创作之中，如北京国际金融大厦（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的外窗划分，依据中国古建筑窗极的“步步锦”形式，加以提炼，用铝合金材料设计成窗格形式，布置在玻璃墙面外，既突出了墙面光影效果和深度，又使整个建筑具有中国建筑的韵味特征。

3．洋古董建筑形式的泛滥

对于民族建筑的困惑，还有一种逆反现象，就是盲目鸡引入西方古典建筑形式，因为西方古典建筑形式发展得比较成熟，又很容易与高层建筑体量相协调，特别是对那些暴发户来讲更能体现自己的“不凡”和“气度”。因此，在“夺回古都风貌”之风刮过之后，一批洋古董又粉墨登场，这应该说是中国建筑的悲哀，这些建筑如长安街上的恒基中心，东二环路的富华大厦，西直门外的凯旋大厦。。”

在中国目前正流行“欧陆风格”，即不管什么建筑统统加上一点西方古典建筑的线角，以示立面进行了处理，以示建筑对世人有一个外型上的交待。这样下去，“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古都对于现代人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呢？

4．克隆建筑

克隆技术代表着21世纪的高科技手段，然而在北京由于规划和建设部门都是在尝试着，一但有了成功的案例，就如同找到了真理，真理是不能突破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重复真理。 恒基中心屋顶被很多人认可，于是北京就出现了一批这样的建筑。在北京长安街与东三环交汇处是非常成功的国贸中心，其简洁的造型和谦虚的材料与色彩的运用一直得到北京人的认可，然而在扩大规模进行二期建设时，规划部门和业主一致同意将二期工程建设成和一期工程一模一样的形式。如果还有三期、四期工程，是不是还会这样简单地重复下去呢？

四、“尝试”之后的思考

在分析了各种“尝试”过后，我们又回到了原点，仍然还是面对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倡导继承传统的建筑师不得不承认传统建筑形式与现代建筑相结合是非常困难的，时至今日并没有多少有说服力的作品问世；倡导走国际化之路的建筑师在看到城市中大量出现的平庸的建筑产品和杂乱的城市形象之后，也只好缄口不语。

那么，出路何在？我认为只从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自身去寻找答复是不可能的，这只能使我们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只有从更大的范围、从北京的总体规划思路中去探寻答案。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在于打破原来的行政中心重叠于旧城的格局，在旧城周围形成多中心集团式的城市结构，从而有效地降低旧城的开发强度，为古都风貌的保护和重新整合旧城的形态创造最后的机会。换句话说，要寻找一种有效的方式，尽可能地避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

这个答案看起来很简单，或者说太简单了，有谁愿意在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饱受煎熬吗？但这正是问题的关键，这正是我们长期以来存在于城市规划和管理当中的一个决策性误区，如果否定梁思成，陈占祥方案的原因有多方面，是一个决策失误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可能正在犯着同样的错误。例如：

1．中关村建设的问题

中关村地区依托大学和中科院优势，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个人电脑为主的专业产业市场，由此也相继产生和正在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建筑功能空间，这种建筑空间必然表现出其特定的建筑形式。应该说该地区已形式了一定意义上的传统，尽管只有十多年的历史。

但是，当我们认识到要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加大投入，准备建立高科技园时，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中关村，就象我们在建都时期想到旧城那样顺理成章。中关村的成功有它当时的方方面面的因素，之所以没有成为高科技产业基地也有其方方面面的原因，难道我们非要毁掉中关村昨日的成功，放弃原来成功的各方面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去创造一个新的辉煌吗？

2．申奥选址

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选址确定在亚运比赛场馆和亚运村周围．自然亚运场馆也被确定为主要的场馆之一在奥运会时使用。

但是，去过亚运村的人都会意识到，亚运场馆及亚运村的建设已有十余年的时间，随着亚运会的闭幕，亚运场馆和亚运村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意义，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亚运村地区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大生活区。而亚运场馆也已成为社区的体育中心，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它的建设标准和规模，从现在看来也是与社区的体育中心相符合。这种现代的健康的新城区以亚运场馆做为其标志形成了自己的传统。

那么，此次申办奥运，我们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亚运场馆，正象我们在建都时期自然而然地想到旧城一样。试想，一但申奥成功，亚运场馆的翻新改造不可避免（亚运场馆由于当时时间紧、施工质量粗劣，翻新改造费用并不比新建场馆要省钱）、这从一方面说，可能是件好事，使得亚运场馆借此提高标准和质量；但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整个亚运社区来讲，可能是断送其社区标志的灾难。

在这种人为地将过去与现代，传统与发展搅在一起，“凑合”过日子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建筑师又该如何“尝试”呢？

难道我们就没有能力和魄力，选择一块处女地另辟溪经，干一番大事业，保留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地方让传统得以延续，否则从何处去谈保护传统呢？

因此讨论北京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的意义不仅仅在问题自身而且可以从中探寻使传统健康发展的道路。

我想在这方面国外已有城市走出了自己成功之路，很多建筑师包括与城市建设有关的人士都有机会到过这些城市并留下珍贵的照片悬于自己的办公桌旁，在我们举首欣赏这些图片大发感叹之时，是否可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的城市，重新关注传统城市的发展之路呢？

愿北京能够抓住并利用好每一次机会，让建筑师能够在清晰的思路下轻松的投入工作。

1、1990年 北京市第四聋哑学校 优秀设计三等奖
2、1994年获院金厦奖最佳建筑创作奖。
3、1995年获中国建筑学会“青年建筑师奖”竞赛一等奖。
4、1995年当代商城院级优秀工程一等奖。
5、1996年北京市首都艺术委员会委员。
6、1993年海南环岛大酒店 海南省“十佳”建筑设计奖、海南省优秀设计、优秀工程奖；院级优秀方案、优秀设计、优秀工程奖；北京市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建设部优秀工程设计三等奖。
7、2002年SOHO现代城建设部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全国第十届优秀工程设计铜奖。
8、2002年海南博鳌金海岸大酒店北京市第十届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建设部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全国第十届优秀工程设计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