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东
    两百年前的一个普通日子，十六岁的宏村人狂定贵离开了徽州老家，象众多的祖辈一样，他带着成为一代徽商的理想。逆江而上，到九江去作学徒。四、五十年后，成为巨贾的他回到宏村，用经商的利润建起一座号称“民间故宫”的承志堂。这只是众多徽商传奇中的一个。明清两代，众多这样的传奇造就了名噪一时的徽商，也促使了徽州传统聚落的发展、兴盛。以至于数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徽村的残躯时，仍不禁要赞叹不已——它们是世界文化的杰出遗产。
    徽商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资本雄厚的商人集团，纵横天下数百年，跻身于“十大商邦”之列。俗谚“无徽不成镇”生动地表现了徽商的兴盛。徽商(包括由商而士的文人)是徽州村落的主要建设者，他们以自身的雄厚经济实力、独特的生话方式及文化理想深刻的影响了徽州的传统建筑和聚落。使其表现出了与一般农业聚落迥异的特征。
    一、徽商的兴寰与徽村的兴衰
    徽商崛起于南宋，兴盛于明清。南宋时期，随着封建政权的南渡，全国经挤文化中心逐渐转移到江南。这为教州商人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人口不断增加，使徽州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对于徽州人而言，依附于土地的农业经济已不能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穷则思变”，徽州人抓住经济中心南移的机会，借徽州方便的水路变通和丰富的土物产品，开始了徽商的创业之路。明清时期，徽商的事业进人鼎盛阶段，随着在两淮盐业中霸主地位的确立，以及从中获取的高额垄断利润，徽商在诸如米、布、茶、典当、钱庄等各个行业中都取得了成功。明谢肇三制《五杂俎》中记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淮则推山右：新安大贾，渔盐为业。藏镪有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者。”民间更是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有力的印证了徽商在明清二代的巨大成功。但随着新兴的闽粤江浙商人的崛起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徽商在清末开始走向衰落，并在盐制改革的巨大冲击下一蹶不振，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徽村的兴衰与徽商的兴衰紧密的联系着。一般认为，徽州聚落成形于秦汉南北朝时期，从秦(公元前221年)始置黟、歙二县为始。此后历经中原士大夫的数次南迁，徽州聚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终于北宋，徽州仍是自然经济统治下的闭塞之地。真正的勃兴开始于南宋至明初，并在明中叶至清中叶达到了鼎盛。这一时期正是徽商走出家门，叱咤商场的黄金时代。这时的徽州巳不是一般的聚落可比，“望衡对宇、栉比千家、鸡犬桑麻，村烟殷庶，祈年报本，有社有祠，别墅花轩与梵官佛利，飞薨于茂林修竹问，一望如绵绡。”徽州已成为森然一大都会，许多村落规模极大．如呈坎号称有九十七条街巷，而西递村则称有“三千烟灶六千丁”。清咸丰后，徽村在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虽然之后力图恢复，无奈此时徽商已在盐制的改革中遭受重创。从此徽村与徽商一起走向衰落。如绩溪上川胡氏宗族“嘉道时，人口五六千，居户鳞次……继经粤寇，族人逃亡者十之七八，居室大半遭毁。来虽生养经营四五十年于兹……远不如嘉道时矣。”
    对比徽商和徽村各自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两者有着共同的兴衰史，徽商兴则徽村兴，徽商衰则徽村衰。
    二”寄命于商”与农业聚落的转型
    “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奇命于商”。宋、明以来徽州突出的人地矛盾导致徽州成为中国传统封建农业社会中的特例。在徽州外出经商成了大部分劳力的出路，据方志记载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十之九。”以西递村为倒，根据赵华富教授的研究，从胡德标下传四代，共五十七人，除教师学生五人外，其余五十人是徽商，而胡清源起下传四代，共十二人，十人是徽商。大部分人弃农从商，给徽州杜会带来的最重要影响是使原来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转型为寄生型的非农社会。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通过各个方面深刻的影响了徽州聚落的建设。
    在经济上，徽州全民经商的现象及其取得的成功，使得这一地域内村落建设的资金不再仅由原本就不敷使用的田地提供，在外经商的利润成为主要的村落建设资金。徽州有一句俗语称：“宁发徽州，不发当地。”而清王世贞又言道：“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其所蓄聚。则十一在内，十九在外。”无论哪种说法正确，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就徽商的雄厚资本而言，相当多的资金流回了徽州(即使是十分之一)。从而为村落建设提供了远胜于一般农业聚落的经济支持。从建设的指导思想分析，徽商虽然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但在封建社会仍摆脱不了“四民之末”的地位，“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失衡”促成了徽商“夸富斗靡”的行为方式。作为富商，他们开始摆脱农业的角色和趣味，营建的目的是创造衣锦还乡之后的“享乐之地”和炫耀家族或个人的财富和成功。“居处声色玩好之奉，穷奢极靡，以相矜炫耳。”徽州的村落不再是一般农民安生立命、朴素度日的场所。在使用上，由于摆脱了农桑为业的传统生存方式，徽州的村落缺少许多农村聚藩的特征。大部分人在外从事商业活动使徽州比其它地区更多的依赖于佃仆作为农业劳力。佃仆所居住的地方称为“庄”。“庄”与一般的村是隔离的，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设施和景象就很难在村中发现了。比如，明清徽州村中是极少有菜园的，代之以精心经营的花园甚至规模较大的园林。
    从“寄命于农”到“寄命于商”，徽商主导下的建设使村落呈现出不同于农业聚落的景观形态。群山环抱下的僻远山村中开始出现丁一批精美的巨屋豪宅。“林泉之胜，以第宅楼观相秫雄者，亦比比有之”。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承志堂就是这种豪宅的典型例子(图2)。承志堂为前后两进的三开间建筑，两侧配有东西两厢，并有内、外院落，花园、书厅等，就连赏花观鱼、打麻将、吸鸦片也都设有专门的厅堂，而仆役人等也各有房间。整栋建筑共有九个天井，四十余问房间，面积两千多平方米，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展现了主人家族的富贵。除了单栋的民居外，村落在整体上也体现出远超一般农业聚落的奢华。据记载，明中叶以前的徽州有些村落仍非常俭朴。比如桂溪，“风俗淳厚，绝无相侈靡僻者。”但随着徽商的成功，村落的整体面貌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若城廓，殊足观也。”昔日的山村已俨然城镇都会一般。
    此外。徽商作为商人又诸多禁忌、希求，这些也在村落细部上体现出来。在徽州。许多商人住宅的内、外门不在一条直线上，这是为了防止“财气”外露：而许多住宅不朝南向则起因于“商人宅门不朝南”一类的禁忌。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村中还有许多与商有关的装饰，如钱币形的铺地、“商”字形的建筑构件等等。
    三、“亦贾亦儒”与村落的文人艺趣
    徽商又称“儒商”“士商”，他们“处者以学，行者以商”，往往是“亦贾亦儒，贾而好懦”《歙风俗礼教考》中记载：“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歙之鹾于淮南淮北者，……名贤才士，往往处于其问，则固商而兼士矣。”
    徽商对于儒学的崇尚，使许多徽商本身成为懦学功底甚探的封建文人。如歙商鲍廷博。性嗜读书”，曾为四库全书的编撰进献图书六百余种。他一生“勤学耽吟”，晚年还常作诗，为世所盛传。这样一批文化人的出现，使得徽州村落的环境日益转向士大夫式的雅致。徽州村落中出现了与一般商人住宅不同的清雅所在。它们面积不大，但极具文化意境，所谓“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尺”，小小一方天地，被经营成世外桃源式的隐居之所。儒商在历经商场的浮沉后，就在这里寻找文化哲理的安息之地。另一种集中体现村落文人情调的营建是徽州的园林。徽州的园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宅院小园，另一类是水口园林。徽商的儒文化情结使他们在建造住宅特别是私塾、书院时把园林的手法和意境移入其中，利用宅院高墙内的空地叠山理水、植树种花、设花台、置盒景，表现出对于自然的亲近与融合，其意境与宋元以来的文人山水诗画一脉相承。如黟县南屏村的西园。西园之中房蜃与庭园各占一半，共有四个庭园，分别是牡丹园、梅竹园、山水园、松柏园。园内设有花台、鱼池、石桌、石凳，植有松柏、竹、梅等花木，环境清雅，是徽州盛极一时的名园。桐城派巨匠姚鼐曾欣然提笔写下《西园记》一文。此外．村中的东圃、半春园也都是这类私宅园林。水口园林则能利用村落水口处的优越自然环境，充分发挥新安山水的感染力，形成开敞、质朴的园林景观。它们还常常成为文人诗社、文会的活动场所。使徽州村落充满儒文化的氛围。明清时期徽州水口园林曾盛极一时，著名的有宏村的“南湖”、唐模的“檀干园”，丰南的“果园”、棠樾的“西畴”等。“故家乔木识楠，水口浓郁写蔚蓝，更着红亭供眺听．行人错认百花潭。”这首《新安竹枝词》对徽州水口园林的景象作了生动的描述。王明居教授把徽州园林的特点归纳为“隐辟、清奇、闲雅、村朴”，这些特点不正是儒人士大夫的山水情怀吗?
    徽商对儒学的崇尚也促进了徽州教育的发展。徽商虽然标榜“读书好，经商好，教好使好”，但其精神世界的皈依依然是“归儒”。徽商吴佩就曾说道：“吾家仲季守明经，他日必太我宗事，顾我方事锥刀之末，何以亢宗?”于是大批徽商事业成功后，就把资金投人宗族子弟的教育。“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有书史之藏。”徽州村落中出现了许多书院、塾馆。据记载明清两代徽州共有书院160余座，塾馆更是遍及乡野，不计其敦，是徽州村落的特点之一。这些教育建筑常采用园林手法。成为村落一景。如西递八景之一的。西馆燃黎，雄村的竹山书院等。除书院之外，徽商还在村落水口兴建文昌阁、奎星楼、文峰塔等建筑。这些建筑都是为象征族中子弟文运昌盛而建的，有的兼有书院的功能。它们体量高大、装饰华丽，与自然环境相结台，常成为一村人口的标志景观。
    “贾而好儒”的徽商使徽州村落环境在细微之处皆体现出不同于一般农村的文人艺趣。从村中各住宅的门额楹联，也可见其一斑。以西递村为例，村中的门额皆意味盎然，如“履坦”、“留耕”、“芥舫”、“留香处”、“亦吾庐”、“彩彻云衙”、“西流虹亘”等等。诗情画意，成为徽商儒雅风情的注脚。事实上，儒商影响下的整个村落已完全园林化、文人化、诗化了。
    四、“聚族曹商”与村落宗旗文化
    徽州的宗族文化由来已久，它始自三次中原缙绅大族南迁带来的传统，又由于朱熹对于《家礼》的宣扬而盛行于徽州。“新安各族，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明清的徽商之所以能在各大商邦中独占鳌头，是与徽州严格的宗法制度分不开的。徽商在经营方式上采用“聚族经营”的模式，商业中的伙伴也是同样的宗亲，他们常常是“共同经商、集体移徙”。这样，借助宗族集体在人力、财力上的优势，以家族集团的方式，建立在商业中的垄断地位，同时依靠雄厚的家族资本，徽商得以在诸如盐业一类的使徽商发迹的大规模商业贩运中立足。在调和族中商业合作者的众多复杂关系时，长幼之序也为基本的准则。徽商中的“月折”制度很好的体现了徽商的这种宗族性。即，由家族“按月补助财力消乏的盐商及其子孙的制度”。宗族制度实际上成为了徽商“聚族经营”的联系纽带。
    徽商对于宗族力量的倚重使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来加强徽州的宗法制度，在客籍地。主要是通过建立徽州会馆。在家乡则是依靠大修祠、墓来实现的。徽商对柯堂的修建往往不惜重资，这使宗祠成为村中的标志性建筑。宋代时，祠堂还只是住宅的一个部分。《家礼》中规定：“君子将营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供先世神主。”随着徽商资本的发展和对宗族事业的热衷，至清代徽州祠堂已成为门楼高大，匾额辉煌的堂皇大厦。如桂溪项氏宗祠仅在康熙四十二年一次大修中就耗银六千余两。又如西递，该村曾建有大小祠堂二十余座，其中敬爱堂为上下厅格局，配有东西两庑，门楼巍峨、规模宏大，面积近两千平方米。成为村落景观和空间的中心。由此，教州柯堂伴随徽商的兴盛进人了黄金时期，至清中叶，各类宗桐、支祠、家祠已遍布徽州，随处可见了。
    此外，宗族势力的发展，还是导致徽州的佃仆制度长期存在、根深蒂固的原因之一。如前所述。佃仆所居的“庄”是徽州的另一种村落形态。徽州强大的宗族势力使“庄”的数量规模都有了发展，并远胜于其他地方，有的甚至发展成今天的村。
    五、“经营四方”和建筑文化的交流
    “钻天洞庭遍地徽”。徽商的活动地域很广，几乎遗及全国。扬l州、仪征、苏州、难安、芜瑚、杭州、湖州、南昌、汉口、北京、广州等城市都有众多的徽商。有些徽商还从事海外贸易。往来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由于明清时期徽商长期把持两淮盐务，因此，徽商的经营插动又以淮扬等地最为集中。徽商“经营四方”加强了徽州与客籍地特别是淮扬等地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除了对当地经济文化产生影响外，也为徽州创造了一次建筑文化交流的机会。
    明清时期。扬州、苏州的私家园林蓬勃兴起，“扬州园林之胜，甲于天下”。城内“家家住青翠城闻”，这众多园林中就有不少为徽商所建。陈从周教授认为“徽商的到来……，使徽州的建筑手法融合在扬州的建筑之中。”与此同时，江南的建筑文化也对徽州的园林产生了影响。程极悦先生在《徽商与水口园林》一文中指出。徽州园林是“苏州、扬州两处园林的一种介体”。对比徽州的园林与苏、扬园林，可以发现两者虽在风格上有一定差别，但在造园手法上有诸多相似之处(图10)。比如，王明居教授在《徽州园林再论》中谈及徽州园林的堆山叠石之法，讲究的同样是“瘦、透、漏、皱”。而许多亭台楼阁的做法也与苏、扬相似。绝不同于当地民居建筑。有的干脆直接临摹江南名胜，相传唐模的檀干园即是摹仿西湖而作，故又称“小西湖”。
    徽商的活动还给徽州带来了西文的建筑文化。虽然这种影响不足以改变徽州建筑风格和村落形态而仅体现在个别建筑上，但东西文化的碰撞为徽州造就了一些中西合璧、造型别致的建筑。以南屏为例，该村就有两座这样的建筑。小洋楼为四层砖结构民居，它一改徽州建筑封闭的外形特征，使用了较大的拱券形玻璃窗，正门牌号置于正中而偏于建筑一侧，室内不设置太师壁，造型新颖、独特。在徽州民居中较为罕见。另一栋为尚索堂的大门及围墙，它们不仅采用了水泥材料，而且使用了凯旋门式的造型、三圆心券及几何形的图案、花纹，具有明显的西洋风格。这样的建筑还有西递的霭如公祠、豸蜂的涵庐等。
    结语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文化活动、经济活动的中心。环境的建设是与经济、文化密切相关的社会活动。离开了对人的关注．对于环境的研究是不完整的。尤其是对于古村落的研究，由于社会环境的发展和物质形态本身的变化，仅仅就事论事很容易被表面现象和主观臆断所蒙蔽，而加入对人的研究可使我们尽量避免偏差。徽商是明清时期徽州人的重要群体，是徽州社会的“全息基因”。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当我们面对几百年前留下的徽村时，当我们迷惑于其迥异于今而又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和环境时，对于徽商的研究能为我们找到一条觅古探源的线索。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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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张十庆，明清徽州传统村落初探，东南大学硕士论文，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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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何红雨，微州民居形态发展研究，清华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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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饪双武著，《中国皖南古村落——宏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5、胡祖育，西递明经胡氏，手稿
    16、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
    (作者系东南大学建筑乐项士研究生)
    原载于《中国名城》2003年04期总第6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