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郑孝燮
　　无声交响最情深
　　历史名城文化根
　　“和而不同”现代化
　　诸家论道古为今
　　历史是根，文化是灵魂。中华五千年文明根深蒂固，新中国更是蒸蒸日上，巍然屹立于现代世界。历史与现代，源远流长，国家的历史与总体文脉是不能割断的。不然的话，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全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岂不皆成了多余?文化具有个性，所以成为民族的灵魂。面临现代世界的文化发展，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是“和而不同”的与时俱进，而不认为文化也是全球一元化。基于这一共识，试作如下几点有关传统城市历史之历史的探索。“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清龚自珍)，这里提出的探索，目的在于进一步加深对历史文化名城及传统城市的历史价值的共识。
　　一、古代“以礼治国”是城市传统形制的基础
　　我国古代王朝，不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称帝，除依靠武力统一天下外，全都离不开继承“以礼治国”的文治国策。礼治的制度既有关于个人行为规范方面的，又有属于国家典章制度方面的。礼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用的。而且礼是从“天人合一”的理念演化来的治国之本。“礼，天之经，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年》)。“礼，治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二十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凭武功取得天下，凭文治统治天下。他体会到了“礼”的关键作用，一语道破了“为政之道，必本于礼”(曲阜孔庙《明碑》)。更早是战国的荀子认为“人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荀子》)。总之，礼的实质，就是政治之道。我国古代的传统城市，从都城到州府县城(元明清还有省城)，除个少数民族地区外，全是规规矩矩遵守礼制而规划，而建筑，而管理的。城市是历史的舞台，建筑是文化的主角。礼制规范的严格等级秩序，塑造了不同规模，不同地区城市整体的历史文态环境和建筑为主的风貌个体特色。它们之中，能够留存到今天的大多数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应该进一步加强保护与抢救。
　　二、关于“辩方正位”、“择中而立”及“四方为形”、“五方为体”
　　这是古代城市形制，从选址择地、规划布局到建筑设计和工程建设等一系列过程中的首要一步。虽然定位和取中是城市形制的地面文章，同时却是“象天法地”所要求的和天下王国取得对应的象征。这种象征性的上下对应，显然是远远高出人间地面规划的整体性之上的一种非常玄奥的整体性意境。这是“天人合一”在科学理念之外的一种天地对应的神话。皇帝称天子，其实就是这种“天人合一”的神话。人间或天上，居中的方位即中心、中央之位，就是最高统治者，惟我独尊的象征，并且和礼治理念“向明而治”的纵向中轴线——象征主宰四方的无比威严——是合为一体、连成一气的。明清北京城有紫禁城为中心的南北中轴线，天国有紫微星垣为中心的三垣一线的中轴线(中为紫微星，南为紫辰星，北为天市星)。天上王国的构成，主要是有序地分布着“三垣”、“四象”。四象是古代中国把恒星系统的二十八星宿，划分为东西南北四大方位区域(称为象限)，用四种灵兽的形象和肤色分别代表。即东(左)青龙、西(右)白虎、南(前)朱雀、北(后)玄武(《周礼·考工记》、《史记·天官书》)。天地方位关系的这种对应，在我国古代，渗透到传统城市(除某些少数民族或某些宗教建筑外)和各级各类建筑。礼自天成，象天法地，“四方为形”，“五方为体”，“中”在其间成为主导。礼的秩序就是这样整体地反映在城市形制与建筑布局上。
　　《周礼·考工记》的王城之制：“唯国建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清晰地勾勒了“辩方正位”、“择中而立”、“五位为体”的都城礼制布局的基本轮廓和“方位在天、礼序在人”都城“以礼为本”的规划准则。此外，礼制规定在都城四郊分设天、地、日、月四大祭坛，而且只有人间至高无上的帝王可以设坛祭天，届时和天帝通话。各级城市的规划形制，礼制上有等级有别，大小有别，地点有别，可是辩方正位、择中而立等的基本原则是都要体现的。
　　三、传统的四合院式的基因
　　中国很多传统城市，在旧城“危改”高潮之前，几乎大部分城区还能看到“四合院式”方整的建筑空间组合。一是古城的城墙大多数是方的或基本上方的。即使外郭城墙不规则，内圈的国都的皇城、宫城或者是州府的子城也是四合式的方城。二是城区的街巷系统多数是方格棋盘式。三是各类建筑群，从机关、衙署、寺庙、书院、祠堂、会馆、商店、作坊到王府、官邸及百姓民居等等，以至园林内的某些殿、堂、轩、斋，可以说统统离不开四合院式的群体组合形式。尤其都城的皇宫，如北京紫禁城内的中路三大殿和后三宫及东西两路的宫殿建筑，也无不是“放大的”四合院式的空间组合形式。
　　民居四合院，不论在北方南方，还是什么地区，它们的空间组合总是方方整整，规规矩矩，千篇一律的。但是由于存在着使用性质、等级地位、地理条件、主人的文化修养、地区的生活习惯、民族差异种种不同的因素，因而四合院的建筑风格特色却又同时是异彩纷呈，千变万化。“认识一个方形，可以认识一切方形”，大方小方一个方，总是一个方”，这是钱穆先生在《中国知识分子〈节录〉》(载于台湾《中国新论》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1年2月出版)所说的。钱先生一语道破的比喻，正是这里探讨四合院式的“基因”问题所要概括的道理。
　　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已从文物单位的保护发展到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性保护。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从来就有一种讲整体、重全局的思想习惯，即使看牙痛，也要先看周身脉络。如此普遍而悠久的整体性传统观念，是和我国历史上“以礼治国”的“礼”的传统是分不开的。拙文试图从传统城市，包括历史文化名城，探索礼对整体性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原载于《中国名城》2004年02期总第67期